关于元代史高柄翊率先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近几年，青年研究者增加了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兴趣。在东洋史学会1985年秋季召开的研究发表会上，已能提出“元代史的诸问题”这样的共同主题。周採赫对元朝的南人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元帝国下的汉人和南人》、《元帝国下的色目官人和南人官人》等。奇妙的是，李介奭在《关于元代儒户的考察》一文中，通过对元代儒户的缜密论证，与台湾学者萧启庆同期发表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几乎同样的结论。孙贤淑则对蒙古的习俗有所研究。
    关于明代史，是研究人数最多的领域之一。在东洋史学会里，明代史研究会表现得最为活跃，他们每年定期举行研讨会。曹永禄通过对东林党的研究，近年正致力于明代科举制度的特点研究。吴成金则以湖南、江西两省为中心，集中研究明代的绅士阶层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社会经济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中国近世社会经济史研究--明代的绅士和农村社会的变化--》一书里。此外，还有申龙澈的《李卓吾的社会批判--以他的女性观为中心》、金钟博的《明代东林党争及其社会背景》、金汉植的《明代里老人制研究》等。
    关于清代史，也是研究者比较集中的领域。闵斗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绅士阶层的思想和行动--》一书，收入了他对雍正年间曾静谋反事件的真相、大义觉迷录的意义、清代幕友制、清代生监层、历代封建郡县论争的历史意义、以及清代封建论与清末地方自治论有何联系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崔韶子主要集中研究了17～18世纪中国的西洋观、西学观等。关于近代以来咸丰、同治年间清朝官员对西洋的认识，申胜夏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近代中国的西洋认识》。表教烈发表了《论西太后政权的成立过程--对“辛酉政变”的再探讨》的论文，对由此产生西太后政权的“辛酉政变”为何能够成功，以及与“民心”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研究。关于“洋务运动”，严永植发表了研究论文《洋务思想和近代兵工业的兴起》。
    对戊戌变法时期的研究，除咸洪根率先研究并发表了《论康有为思想》以外，闵斗基发表了《中国近代改革运动研究--以康有为为中心的1898年改革运动--》。在该书中，闵提倡重新探讨包含变法论的“中体西用论”。他主张，对戊戌改革运动中清流派和洋务派之间的联系，以及主要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的戊戌变法和政变，应分为当时的国际关系和百日政变两个阶段进行研究。并且认为，戊戌改革运动的主要目标，始终是要通过设置制度局来获得政权，而为此所做的努力和百日改变这第二阶段，才是决定改革运动性质的主要因素。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研究，已故的郑世铉集中精力研究了兴汉会、兴中会等初期的革命结社与秘密会党之间的关系，著有《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史研究》。闵斗基在《清末浙江铁路纠纷和辛亥革命前夜绅士阶层的出路》一文里，论述了浙江绅士阶层对清朝的绝望，通过浙江铁路纠纷有所增强的事实。并为探索立宪运动的性质，分析了体现绅士阶层政治志向的机构--谘议局的设立过程及其性质。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闵斗基与李炳柱、白永瑞、裴京汉、罗弦洙等，合作出版了论著《中国国民革命的分析研究》。该书认为，辛亥革命是从抗俄运动开始的革命运动，并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看作是第一次民主革命。金衡钟尝试对上海的辛亥革命运动作了阶层分析。尹惠英研究了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历史性质，探讨了袁世凯同辛亥革命的关系。
    关于“五·四运动”时期的研究，白永瑞通过对《建设》杂志的综合分析，看到了孙中山左右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并把“五·四运动”看作是国民革命的准备过程。此外，尹世哲发表了《中国的联省自治论》，申胜夏发表了《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和军阀》。方用弼和李炳柱则分别研究了1920年代广东的农民运动和1930年代江苏的农民运动。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继宋甲镐发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之后，闵斗基在《中国国民党的“改进”与“改组”》一文中，分析了1923年中国国民党“改进”的性质，认为它并非是“改组”的单纯准备阶段，而是有着同“改组”性质不同的国共合作意图；并根据孙中山先生与苏联的政治交涉，指出了孙中山为何不但“改进”，而且进行“改组”的原因，朱执信对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革命观作了比较，对黄埔军校发生的左右对立和作为国民革命经济基础的广东中央银行的设立过程进行了研究，并对大众革命论作了分析，他的上述研究成果，都被收入东洋史学会的合作成就《中国国民革命的分析研究》一书里。除此之外，李升辉发表了《1920年代初上海总商会的政治性质》，对所谓“商人政府论”之来龙去脉进行了考察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