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认识的检验问题，我们有个极现成的答案：实践是判决认识真理性的最终标准。这条原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人类的认识是形态繁富、变幻奇诡的大千世界，不同的认识主体，不同的学科领域，其具体的认识方式和检验机制，也必风貌各殊。由于历史学主、客体异时而居，它在各门科学中又可以说是最为关心、最为重视所研究对象之个性的，因而不仅史学认识来源和途径的实践性，而且史学认识检验的实践性，也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①。
    （一）
    人们的生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可靠、是否正确，总的说来，可以直接在顺应和改造自然的现实斗争实践中得到检验。对于技术科学的正误，我们可以通过考查操作过程的成败、产品性能的优劣，来作出评判。理论科学的检验虽与技术检验有别，但再一般化，再抽象的科学理论，也总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而同技术、实验、实践联系起来。本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哈恩（德）、迈纳特（奥）、玻尔（丹），特别是居里夫妇（法），费米（意）、西拉德（匈）等科学家的刻苦研究，提出了核裂变链式反应理论，认为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会使铀核发生裂变，并成倍产生新中子，导致铀核新裂变，这种链式反应在极短的时间内释放出惊人的能量。根据这个理论，1945年7月，美国试验成功第一颗原子弹；1954年6月，苏联建成第一座核电站。一度显得极为抽象、玄乎的原子核链式反应论，遂被有力地证实。
    一般的社会科学认识，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可以通过试验、生产等重复性实践操作来检验，但总的说来，它的结论是否正确，仍能直接在现实社会活动中经受检验。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威廉·麦圭尔认为：“如果一个人先接触了一个简短的宣传，再允许他反驳这个宣传，那么他往往对后来得以充分发展的同样内容的宣传有较强的抵抗力，这种现象和注入少量的减弱毒性的病毒能使一个人对这种毒素的大量侵袭有免疫力的现象极其相似。”②麦氏的“免疫效应”论正确与否，我们当然可以通过一定的社会调查，社会统计或市府机关有意识组织的民众守卫信念的练习等实践活动来加以验证。
    历史学的情况，则有显著的不同。
    在强调一般认识活动的实践基础时，毛泽东用过一个很通俗、很生动的比喻“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③不过，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过去了的“梨子”是咬不到，“吃”不着的，我们无法跟秦皇、汉武等历史人物直接打交道，无法对赤壁鏖兵，孝文改制等历史事件直接有所“变革”。历史研究的主体，不可能重新回到已往的社会实践中检验史学论断，也不可能用试验的办法来考察某些条件的变更会对历史事实产生何种实际影响。如果马其顿王菲利普生下的儿子不是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枭雄，而是英国首相克伦威尔的儿子理查那样的庸夫，那么，马其顿对小亚细亚、波斯的征服战争会发生什么变化，古代世界的大格局因此会跟后来实际出现的历史进程有什么不同呢？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各位历史学家自然有权根据自己的研究和理解，作一番别出心裁的推论。④但是，就真理检验的角度而言，这种答案毕竟只是历史研究者无以具体考察，也无以确切证实的臆想。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史学认识就完全不能予以检验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人类的社会进程，是否定与肯定的统一，或者说是批判与继承的统一。“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⑤后一段历史，淘汰了前一段历史的许多陈迹，同时也沿袭了前一段历史的许多基因，有些历史事物则以否定之否定的形态得到局部再现。而且，人类对过去生活的否定、批判和淘汰的本身，也必然影响到其后的现实生活的状况和发展。用系统论的术语来说，特定的人类社会系统的此刻状态，包含着过去的历史进程。例如，美国现行的以宪法、三权分立政府和两党制为三大构件，以“合法反对原则”为隐形杠杆的民主政治，既是当今美国政府的明智选择，也是美国近二百年尤其是1776——1840年间风云激荡的产物。为什么现行宪法有这样的条款内容，为什么现存政府的权力实行这样的分配比例，为什么现在党争遵守这样的组织原则，都与美国社会长期发展的历史轨迹息息相关。同样，中国八十年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经济体制，既是一种现实的潮流，也积淀着历史的成果。
    因此，不仅习古可以鉴今，而且，察今也有助于知古。“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⑦马克思的话，虽是针对经济学而言，但也符合历史学的认识法则。（实际上，马克思这里是主张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经济。）人对发展得更加成熟的现实社会的考察，可以帮助他进行历史社会的研究；人在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检验他对以往社会生活的认识有多大的真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