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学的这种自体检验和实践检验是至上的吗？
    由于历史学中主体与客体在时空关系上的隔离性，也由于史学认识本身固有的具体性，历史世界存在着无数后人永远无以触及的认识“盲点”。不要说姿影缥渺的原始社会史无法复原，即使是轮廓清晰的近代史，也无法在全部细节上使它须眉毕现。我们列不出春秋时期无名邦国的兴亡表，也算不清哥伦布以前美洲土著的恩怨账。人类绵延不绝的世代更迭，只提示史学认识可能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漫长过程，却不保证历史神兽可能一一吐出它吞下的昔日世界的全部光彩和声韵。从一般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立论，我们也许可以宣称，世界只有未被认识之物，没有不可认识之物。但从史学领域的特殊性着眼，我们则不能断言，只有未被认识的历史事物，没有不可认识的历史事物。对于那些已经信息荡然无存的历史宇宙的“黑洞”，既然人们永远不能感知和认识，也就永远无从检验。
    那么，单就人们已经或可能达到的那部分史学认识来说，是否能够予以绝对的检验呢？
    应当承认，随着人类社会和历史学自身的发展，有许多一度疑信难辨的历史知识，后世可能判明其真伪。近人王国维作《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1915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古史新证》（1925年），《殷礼徵文》（1927年）诸文，便是用新发现的甲骨资料来订正或者说检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的说法。
    然而，问题在于：第一，史料有限。相对于广博邈远的历史进程来说，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包括过去、现在已经发现的全部史料之总和，亦不过如沧海之一粟。只有“孤证”的不能确立也不能推翻；资料欠缺，一知半解的，研究工作也难以深入。第二，史料多变。流传的历史资料，数量变动不居。岁月悠悠，许多史料在缺损，泯灭，又不断有新史料被发现。研究这些材料，常常可以对旧时的历史认识作出新的结论。传统的说法，认为林则徐出身于官僚地主或中小地主家庭，杨国桢的《林则徐传》一书，根据新搜集到的林氏家族谱谍资料，指出他的祖父、伯父和父亲都没有直接经营土地，应是下层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此即其中一例。第三，认识能力会进步。即使史料没有变化，人们对于原有史料的校订辨伪注释、译解的水平仍可有逐渐提高，重视原先未曾重视的材料，正确理解原先不理解或理解错了的材料，从而对旧史学重行验证。标点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一大批古籍的出版，并未增加史料的总数量，然而，却可以使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建立在比旧版本更真实更可靠的资料基础之上。第四，史学理论有分歧。由于史学家们的理论素养、概念框架和审视角度互不一样，对相同的史料完全可能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在同一史料基地上构筑起各有千秋的史学认识大厦。蔡尚思《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与匡亚明《孔子评传》二书，对孔夫子的评价之所以轩轾不合，与其说是他们所掌握的史料互有短长，不如说是他们对史料的理解和运用各具机杼。这样，历史资料对于史学认识的检验，或者说低层史学对于高层史学的“自体检验”便不是一审终裁，不能绝对化，而只能每次都是相对性的判决。
    社会实践对史学认识的解释也是如此。人类的实践同人类的认识一样，是历史的，而不是全能的。真理是一个过程，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也是一个过程。我们承认社会实践的总和，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但实践总是作为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而存在，总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列宁说得好，“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12）在史学认识领域中，实践标准既是确定的，同时又是不确定的和相对的。
    史学认识的检验，其相对性还表现在人文的历史事物具有不可重复的“一次性”。李自成，只有一个，《天朝田亩制度》，只有一部；雅各宾党人，只有一家；滑铁卢大战，只有一回，如此等等。“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绝不是在完全同样状况下发生的。”（13）它们的起因、生存条件、发展动力、事态、趋势、影响等等，也就差异甚远了。因此，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实践，主要是检验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认识和总体结论，却难以鉴定历史知识中的众多具体细节。譬如，中国古史名著《左传》的作者，相传为战国时期的左丘明，这方面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候年表》和《严氏春秋》所引《观周篇》。此说疑点颇多（14），但这是今人现实社会中的实践活动无奈其何的，看来便只好信者信，疑者自疑了。
    总之，历史知识的真理性是相对的，历史知识真理性的检验也是相对的。不可能建立一个类乎中世纪欧洲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检验史学的绝对权威，一锤定音，对各家史学之是非得失，作出千古不刊的终审裁决。我国发展历史学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社会实践的推动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各篇著述、各个流派，各种学说的猜想、证明和反驳，愈来愈向历史认识的真理逼近。
    注释：
    ①关于史学认识来源和途径的实践性有何特点，拙作《史学认识活动的基本特征》（宁德师专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1期）有所论及，可以参看。
    ②阿伦森（美）：《社会心理学入门》，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102页。
    ③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
    ④参见阿伦·尼文斯《历史学导论、历史和教条主义者》，《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
    ⑥美国学者霍斯塔特有《政党制度的思想演化》一书论此甚详参见赵一民《霍斯塔特与美国政治思想史》一文（《读书》1987年第2期）
    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108页。
    ⑧葛懋春等：《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7页。
    ⑩汤因比：《考验中的文明》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页。
    （11）本段的主要提法，参考了姜义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研究》一文的有关表述，姜文载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
    （12）《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
    （13）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8页。
    （14）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