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种检验是如何进行的呢？
    从史学研究对象和史学研究方法的等级层次着眼，整个历史学知识的大厦可以划分为描述史学、说明史学、理论史学和元历史学等四个梯度。描述型的史学，如古希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中国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研究个别的历史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表层联系；说明型的史学，如英国启蒙时代古本的《罗马衰亡史》和中国明末王夫之的《宋论》，研究众多历史事实比较内在的错综交杂的消长制约关系，所涉范围除了具体的客观历史现象，还以描述史学提供的知识作为研究的基础；理论型的史学，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当代中国金观涛、刘青峰的《兴盛与危机》，研究历史发展的一般的方向、轨道、阶段、趋势、动力等等，除了考察客观历史现象，还以揭述史学和说明史学所提供的知识作为研究的基础；元历史学，如本世纪前叶意大利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与中国李大创的《史学要论》，以描述史学，说明史学和理论史学为研究对象，是对历史学自身的反思。在这个史学结构模式中，较高梯级的历史学建立在较低梯级的史学的基地之上，这样才能自成一家体系。因此，高梯级史学的结论，必须经受低梯级史学的验证，以判明它是否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我国六十年代以前，一些专家怀疑《孙子兵法》的作者不是春秋时期的孙武，而是战国时期的孙膑，这属于描述史学的层面；如果有人据此撰写关于孙膑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论文，就进到了说明史学的层面。后者的议论能不能成立呢？1972年1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孙膑两部兵法，学术界再确认《孙子兵法》应是孙武所作。于是，从《孙子兵法》中归纳孙膑的军事思想，就站不住脚了。这就是描述史学对说明史学的检验。有人称为“史料的检验”⑧，我们则称之为“历学史的自体检验，”以便涵盖描述史学与说明史学于理论史学、一般历史学对于元历史学的检验。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检验认识的真伪，就是判明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是否相符合以及符合的程度。这个问题，只在主体活动的范围内兜圈子是不能根本解决的；离开主体活动的客观对象（历史资料），也不能自己提供答案。所以，上面所述，形式上既象史学认识的自体检验，又象史料客体的自在检验，而归根结底，乃是沟通史学主、客体的社会实践的检验。前面提到的银雀山汉墓的发掘，正是人类实践活动水平提高的产物和表现。
    社会实践对于史学认识的更显著也更重要的检验，集中表现在理论史学方面。当理论史学归结出某种历史演化模式（规律，一般法则），实际社会进程是符合、大致符合还是根本不同于这种演化模式（规律、一般法则）；当理论史学提炼出某种历史经验，历史启示，人们将它作为行动的指南针或参照系，其结果是导致成功，挫折还是失败，便体现了社会实践对史学认识的权威性的判决。欧洲十八世纪以来，维柯（意）、伏尔泰（法），休谟（英）、康德（德）等资产阶级学者，曾提出种种历史理论，但都经不起社会实践发展的真实行程的严厉“对质”。十九世纪初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宣告，每个民族都要经历生长、繁荣和衰亡三个阶段，世界历史整体可以分为东方（包括中国、印度、波斯和埃及）、希腊、罗马与日耳曼等四种王国，亦即四个历史时期。“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⑨，它发端于中华王国，而终结于日尔曼王国。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和狭隘民族主义的世界史分期模式，虽然在论述中不乏黑格尔辩证法的睿智闪光，从根本上说，却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是脱离人类真实的实践活动的空中楼阁。堪与黑格尔那庞大而严整的历史哲学体系相匹敌的，是二十世纪中叶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巨著。他不以民族而以“文明”作为历史演进的基本单元，认为从古到今，世界上共有二十多种文明，每种文明都象生物体一样经历着大体相同的生命周期，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和具有同时代性的”⑩。并指出，这些文明大部分已经绝灭，目前只剩下西欧和北美的基督教文明，东南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北非、中近东和中亚的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文明，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远东文明。这五种文明各有优长，价值相等，但只有基督教文明仍保持光彩和活力，其余四种已在走向灭亡。汤氏的文明演化论，汲取了众多学者的丰富的研究成果，概括了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一些共同特征，提出了文明生长的“挑战——应战”动力模式，对于某些文明之振兴或衰败，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精辟见解，但牵强附会、鲁莽武断的谬误也不少，他所勾画的世界文明发展的轨线和趋势，并不符合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历史进程，尤其经不起中国近现代充满生机的伟大革命实践的有力反驳。
    如上所述，从一个个具体的史学认识来看，它的检验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没有什么可以简单套用的万能公式。然而，从总体上看，异中有同，史学认识总是史学主体通过历史资料（次客体）而对于历史实际（真客体）的能动主观反映，它必然受到历史实际之发展的客观状况、历史资料之存留的客观面貌和史学主体之工作的主观条件这三者的制约，它们又最终都取决于社会实践。就史学客体的角度而言，正是在人类实践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一方面，使先前的历史实际以扩展（肯定）、萎缩（否定）或再生（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保存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使社会发展较低阶段只是作为某种征兆的细茅嫩蕾，得在社会发展较高阶段用更完备、更成熟的形态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反映历史实际资料不断筛留，补充和更新，使原来似乎已经湮没在岁月烟尘之中的先民生活残痕余响，得以或明或暗地披露出来。就史学主体的角度而言，也正是在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使人类研究历史的认知手段、认知旨趣、知图式等日臻进步，使他们透过历史表象以探索历史深层结构、内在联系、隐蔽本质的能力日臻提高。（11）所以，我们说，史学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最终只能以人们的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