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宗教问题的深入探讨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恢复拓展的理论基石
    宗教政策的制定要有一定的宗教理论作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共中央就非常重视对宗教理论的研究，强调：“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不能不研究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问题；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不能不研究中国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问题。”[1]（P,134）这就把统一战线、宗教问题的研究提到了应有的高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研究的机构不断增加，队伍不断壮大。经过多年努力，已基本形成分属于四个系统的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系统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机构；党政宗教事务主管部门的研究机构；宗教团体系统的研究机构及宗教院校。此外，中国五大宗教内部都有一些具有某种专门宗教知识和研究能力的非专业研究人员。随着研究机构的形成和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先后出版发表了关于各宗教历史、宗教典籍、宗教代表人物、宗教哲学、宗教学基础理论以及宗教与文化、政治的专著、译著、文献资料。同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也进行了深入探索与研究。
    随着对宗教问题的深化，一些新的观点逐渐形成并已达成共识。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就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提出质疑，认为这一论断并不是马克思对宗教下的定义，只是马克思对德意志当时历史条件下宗教社会本质的一种深刻揭露。这种认识，就突破了传统的对宗教狭窄、片面的理解。理论界在肯定宗教有消极作用的同时强调“趋利避害”，尽可能地发挥宗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并提出和论证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
    就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而方，也有突破和创新。过去理论界在研究宗教时只注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认识宗教，现在已转为从宗教意识形态、宗教历史文化传统、宗教社会群体三个层面全面地认识人类宗教现象，这样使认识更加符合实际。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竹风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一书，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该书改变了过去许多宗教著作所常用的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宗教的方法，而是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考察，根据宗教的实际情况来说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性质及其社会作用。作者在书中提出“宗教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中”。“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时，必须把宗教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层次内进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巨大变革，这一变革必然要影响到从旧社会来的宗教，促使宗教及其一系列内在因素产生某些变化，因而它的社会作用也在起变化。”[3]
    总之，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国内学术界对宗教的本质、宗教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作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宗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和见解，对宗教问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视角。
    进入20世纪90年代，理论界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注重把宗教的理论、历史、现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中国宗教研究与世界宗教研究联系起来，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成果更为丰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开始重视对宗教现状、应用理论的研究，围绕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相适应这一中心论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发表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著作，得出了一些应用性、对策性、预测性的研究成果。此外，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和运用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比较宗教学等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宗教问题，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新的结论。
    应当说，新时期的宗教研究，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也加深了人们对宗教现象及其社会地位、历史作用的认识，为党的宗教政策的恢复拓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四、宗教自身世俗化倾向的加强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拓展的重要因素
    为适应新时期社会的发展，中国宗教界从自身特点和力量出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一）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抗洪救灾、抗震救灾的过程中，中国宗教界积极捐款捐物，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人民，表现了极高的热情。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界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和努力；宗教界在保护生态平衡、绿化荒山荒地方面也做出了突出成绩。此外，宗教界对残疾人福利事业也十分关心。如1986年3月10日，全国宗教界将募集到的近500幅书画作品捐赠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以表达他们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和对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二）积极维护世界和平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宗教界为维护世界和平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1979年8月，以赵朴初为团长的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了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会前，赵朴初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说：“我们呼吁全世界人民对战争的威胁提高警惕，并共同以更大的努力来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战争的爆发。”[4]1986年6月，世界宗教和平会议国际理事会在北京举行，赵朴初在大会上再次呼吁全世界的宗教徒携手合作，通过活动和祈祷争取世界和平。随后，1989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以及1994年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中国宗教界都派出了代表参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7月，我国宗教界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注：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是中国宗教界与世界有关宗教和平组织相联系的组织，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主教倡议成立，由我国宗教界知名人士组成。）。1995年8月14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时，中国宗教界发表了和平文告。1999年5月8日，为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的野蛮轰炸，我国五大宗教组织也联合发表了抗议信。中国宗教界的上述行动，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