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中央局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西北局于1951年12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1951年12月13日西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认为，干部腐化贪污的现象极为严重。1951年8月31日，高岗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这些贪污分子中，严重者已深堕泥坑，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而蜕化为偷窃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盗贼了。”“这些问题严重不严重呢？毫无疑问是很严重的。”（注：高岗：《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八月三十一日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东北日报》，1951年12月1日。）
    以上材料是“三反”运动动员阶段的成果。1952年1月19日后，“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虎”（注：“虎”特指贪污犯，贪污额1000-5000万元的为“小虎”，5000-1亿元的为“中虎”，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阶段。从“打虎”的战果来看，这一时期的腐败处于高频状态中。1952年1月30日，中央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在中央财经委党组汇报会上做了“打虎”总结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大老虎”的标准（注：李富春的报告提出“大老虎”的标准是，（一）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二）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三）不满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四）贪污在五千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经济款，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五）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元以上者。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34-136页。），2月2日，毛泽东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根据“打虎”要求，全国进行了“大老虎”的搜寻工作。到2月5日，浙江省捕获48只。到3月11日，东北全区捉到4122只。到3月15日，西南全区地方系统捉到“大老虎”5457只；到3月份，中南全区捉到“大老虎”5000只；到4月1日，华北全区捉到“大老虎”5600只，仅此四大区捉到“大老虎”超过20000只（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45页。）。
    最能说明此时腐败频度的是“三反”运动的总结报告。1952年6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作的《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三反”期间，据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五个中央局的汇报，上述五大局参加“三反”运动的国家工作人员共3122437人，其中查出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强。截止到1952年6月初，已确定将要受行政处分者2.3万多人，占贪污者总数的18%强，受到各种不同刑事处分者59182人（缺东北），占贪污人数2%强。在贪污分子总数中，有党员202683人，占总数的16.5%，其中有6万左右的党员要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2万左右受到开除党籍处分。4029人被逮捕，其中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的干部25人，占被逮捕的0.62%；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占14.3%；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占85%（注：参见王关兴陈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186-187页。）。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在《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对“三反”成果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三百八十三万六千多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一百二十万三千多人，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百分之三十一点四；其中共产党员十九万六千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三。贪污一千万元以上的十万五千九百一十六人，占贪污总人数百分之八点八。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人中，已做处理的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占总人数百分之八十九点五。在尚未处理的部分中，一部分案件涉及政治问题，应转公安部门处理。……上述各项数字的时间较早，目前估计已基本上处理完毕，未处理的仅是少数（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