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乃至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腐败风气对于建国之初的腐败高频度发作也起了一定作用。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文化集中国历史上腐败风气之大成。新中国成立时，管理干部奇缺，留用了一批旧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还招收了一批旧工作人员参加新中国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过去的贪污恶习带到新政权里来。1951年12月4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报告说：在已发现的650名贪污分子中，留用干部和新干部（新干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新招收的旧人员）514名（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97、149-150页。）。1952年8月13日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批准的司法部部长史良所作的《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中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约28000人，其中有旧司法人员约6000人，约占总人数的22%。特别是不少大中城市及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旧司法人员更占多数。上海市人民法院104名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80名，天津人民法院120名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97名，沈阳市8个区人民法院共26个审判员中有旧审判人员23名。至于有些解放较晚的地区，人民法院则基本上仍是旧的。据武汉、广州、广东、江西法院及广西全省各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旧司法人员中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共占旧司法人员64%。而太原的这一比例则是83%，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贪赃枉法分子。据上海、南京、杭州三城市法院和苏南全区统计，在法院系统的贪污分子中有59.52%是旧司法人员，而在全体旧司法人员中有50.09%有贪污行为。国民党法院贪赃枉法的恶劣作风被这些人带进人民法院来了。旧司法人员中很多存在着严重的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在处理案件中，没有革命立场和群众观点，敌我不分，按旧法判案，推拖作风，因而办案中不断给人民群众造成重大损失。人民法院中有些老干部在思想上被旧司法人员、旧法观念所俘虏与侵蚀，甚至堕落蜕化（注：史良：《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1952年8月13日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批准），《新华日报》，1952年9月号，第33页。）。
    这一时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党员最近两年内增加了二百七十多万人，最近五年内增加了四百七十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分子、破坏分子也在想方设法钻入我们的队伍来，他们为什么能够得逞？“由于我们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在过去对于接受党员的工作没有实行严格的控制与检查”，“许多党的下级组织任意地降低了接受党员的条件，对被接受者的历史和政治面貌没有事先的严格审查，也没有对他们认真地实行过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没有在接受党员的工作上实行严格的计划与报告请示制度。”（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535页。）朱德在1950年5月6日的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度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党员干部违反纪律的行为在执政后所以特别严重的主客观原因，是“我们党内的教育、党内的生活、党内的制度，特别是党内纪律的执行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党内的制度有些组织和系统执行得不够严格，如请示报告制度就不按时认真执行，有个别的系统到现在还存在着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严重现象”（注：《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7页。）。
    思想松懈，对取得执政地位后可能发生的腐败丧失警惕，是一些党员干部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的思想原因。由于革命胜利，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政治麻痹，思想松懈，骄傲自大，看到大城市里花花绿绿的世界，便眼花缭乱起来，在衣食住行方面样样比阔绰。陈云在1954年2月10日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大家是为革命而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些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以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注：《陈云文选》（1949-1956），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有必要指出，在研究这一时期的腐败频度时，必须用辨证的观点。1952年1月9日，薄一波在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上讲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不是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扩大，也不是和那时一样，而是缩小得多，只是比革命胜利以前的解放区却是发展了。”（注：《薄一波文选》（1937-199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71页。）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衡量建国初期的腐败频度存在着两个参考系：一是与国民党时期相比，比较的结果是我们建国初期的腐败频度处于低频状态；二是与我们的解放区相比，建国初期的腐败频度处于高频状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艰苦奋斗、勤劳为民、立党为公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毛泽东说过：“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这种作风已在共产党中形成一种文化，以至于共产党几乎成了廉正公明的象征。有不少民主人士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后，被勤劳质朴、民主安定、廉洁奉公、政治清明的新气象所感染。可以说，由于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作为对照物，凸现出建国初期腐败的高频状态。毛泽东绝不容忍腐败寄生于共和国肌体上，果断发动了“三反”与“五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