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处于高频状态的原因
    建国初期，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成分复杂，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小生产并存。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代表国营经济的人民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允许合法发展，限制自由泛滥、惟利是图的政策。资本家是资本的化身，有些资本家本性难改，往往采用请客送礼、行贿、美人计等方式，向人民政权进攻，对国家工作人员拉拢腐蚀，采取“拉过去，派进来”的手法，寻找代理人。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一个表现。
    “五反”运动是与“三反”运动配套开展的。为什么开展“五反”运动？这是因为“三反”运动过程中，贪污行为，“尤其是大规模的贪污盗窃行为，大多数是由资产阶级派进来或拉过去的内奸分子和外界的不法商人、资本家勾结起来，共同进行的。这一事实表明：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的发生，决不仅只是贪污盗窃者个人的品质问题，而主要地是资产阶级向革命阵营猖狂进攻和严重侵蚀的结果。这种进攻和侵蚀，已经使许多革命干部完全变质，蜕化到与国民党官僚机构很少区别。”（注：《人民日报》社论：《克服左倾思想，夺取反贪污斗争的彻底胜利》，《人民日报》，1952年2月16日。）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在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以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报告特别举例了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3亿余元。“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个别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162页。）上海的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在药房里设了专门拉拢腐蚀干部的“外勤部”，1951年记录在册的“交谊费”是一亿九千多万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贿赂干部的。据他自己交代，曾经向52个机关里的65个干部行过贿。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的曹狄秋在《重庆资产阶级是如何有组织地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向国家机关进攻的？》一文中提出：资产阶级已到了猖狂的地步，私营钢铁业的资本家组成了向国家经济事业大举进攻的指挥机构：星四聚餐会。以它为中心，又设立了“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造船小组”、“十一厂联络处”和“会计师座谈会”等，企图垄断市场，垄断加工定货。星四聚餐会采取“派进来”特别是“拉过去”的办法，在国家机关里布置了大量的“坐探网”。钢铁业的“造船小组”，收买国营工厂的外包工程师、监督加工定货业务的工商局负责人等，有计划地、统一地抬高工价和材料费，偷工减料，拖延交货日期，甚至要国家把“拟定中的造船计划”向他们填表报告，“否则各会员厂拒绝修造（注：林里：《从“星四聚餐会”的罪恶活动来看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关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第21页。）。从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进攻已到了如何疯狂的地步，他们要把国家机关变成他们谋取暴利的工具。
    资本家在“三反”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警惕。毛泽东在谈到开展“五反”（注：“五反”是指党领导的为配合“三反”，在1952年向不法资产阶级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的动因时说：“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资产阶级过去虽已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定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社会上的人都要向资产阶级方面去。”（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166页。）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改良主义的通知的决定》中认为，反动统治阶级的残余作风和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猛烈地侵蚀我们，以致我们的许多工作干部发生了贪污、盗窃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严重现象”。毛泽东添加了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5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