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清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高论它是一部全面研究“廿二史”史法和史事的著作，然而却遗忘了，在此一百多年以前的明末清初，尚有朱明镐《史纠》一书。这是一部“考订诸史书法之谬及其事迹之抵牾”①的史评著作。四库馆臣于明代史评著作訾议颇多，谓“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不能核其始终”，而惟对《史纠》一书颇垂青睐，“于诸史皆勾稽参贯，得其条理，实一一从勘验本书而来，较他家为有根据。……要其参互考证，多中肯綮，精核可取者十之六、七”。②可谓推崇备至！这说明，《史纠》一书，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享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值得后人加以全面而细致的研究。
    （一）其人其书
    朱明镐（1607—1652），字昭芑，江苏太仓人。出生于明季一个军官家庭。父朱廷璋，为武状元，历仕至参将。
    朱氏天资绝人，十七为诸生。由于他“制艺极工”，亦即擅长做科举文章，深为邑人所重。同邑文豪张溥和张采，亦“折节与交”③“二张”朋友满天下，而他却被“推服为第一”④。他因此亦就抗颜比肩，不是以弟子，而是以朋友身份，和“二张”来往。由于得到“二张”的提携，他“名曰益重，羔雁盈其门”。⑤待其乡试得冠军以后，名气更大，“海内咸以大儒目之”。⑥
    他是明末江南最大的民间团体“复社”成员之一，属“君子”之列。明亡以后，他即“裂青矜”，隐居山林。既然国破都亡，科举无望，从此他亦就放弃了“制艺”，开始“发愤攻古学”⑦。他和张溥门人周肇，时人并称“朱、周”。据文献记载，他“每读一书，手自勘仇，朱黄钩贯。上自年经月纬、政因事革，下至于方言物考、音义章句，无不通以训诂，参以神家，穿窒疑，定纰缪，丝分缕析而后止”⑧。他用这样一种以“小学”为基础的古文献考据学方法，对明以前的历代正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先后撰成《书史异同》三卷、《新旧唐书异同》二卷及《分类史》十三种。这十三种是，《史典》、《史几》、《史略》、《史芸》、《史游》、《史嘉》、《史异》、《史最》、《史俳》、《史鉴》《史粲》、《史纠》、《史风》。此外，尚有《小山杂著》⑨。
    朱氏为人强直，居身清苦，晚年生活十分寒伧。由于贫穷，无力鸠工刊刻，故他的著作除今本《史纠》以外，皆未流传下来，甚是可惜。今本《史纠》，所论正史，上起《三国志》，下迄《金史》，中缺《晋书》、新旧《五代史》，凡十六部。篇末别附《书史异同》、《新旧唐书异同》部分有议论的条目。由于今本《史纠》是后人掇拾残稿、编次而成的，所以，卷帙划分，分歧甚大。初刻约在顺、康间，分上下两卷，《千顷堂书目》有著录可证。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浙江巡抚送呈本《史纠》作六卷。“四库本”《史纠》，是目前可见最早版本。道光中，金山钱氏《指海》丛书第五集亦有收录，为两卷，是为“指海本”。今人罗继祖先生说他家旧蓄两个版本的《史纠》，一为钱塘汪氏振绮堂旧抄，未全，迄《北史》，八卷，今佚。一为桐乡金氏桐华馆刊本，为其《史翼》丛书之一种，尚存，甚精。⑩惜笔者不得一见。惟罗先生不明卷帙。从下文“今按其卷十三纠《宋史孝宗纪》”来看，起码有十四卷。今本《史纠》既无序跋，又无目录。且条目径题“××纪”、“××传”、“××志”，附加一些总论。基本上是随手抄成，没有进行过像《新唐书纠谬》、《廿二史札记》那样的归纳整理工夫。这些就给阅读尤其是研究《史纠》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二）考史方法
    据笔者粗略统计，《史纠》全书凡一百九十五条，约五万余言。其内容，以“驳史笔之违失，考事词之纷歧”（11）为主。大致说来，可分成评史和考史两个方面。
    《史纠》之考史，不同于刊误之以考文字为主，而主要考订事迹之抵牾。它主要是通过参互勘较来发现问题、论证问题的。或订正，或存疑，形式不一。概括说来，有如下几法。
    一曰就本书与他书相参考。这表现为异同法的使用。他曾对“八书”和“二史”、新旧《唐书》作过比较细致的对勘工作。著有《书史异同》、《新旧〈唐书〉异同》两书。这两部著作，今虽不传，但其成果尚可从今本《史纠》卷一至卷四、卷六中，略窥一斑。一般的对校法，只校异同，不校是非；而他则通过异同排比，校定是非。朱氏对“书史”，尤其是对新旧《唐书》的异同比较，因为涉及的问题较广，接近了史书的综合比较研究，故颇难以三言二语说清。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又此类互为证误事例较多，此惟举一例说明。如卷三《萧颖胄传》对谁斩山阳王的考订。《齐书》认为是刘怀庆等五人，而《南史》则谓席阐文一人。孰是孰非呢？“愚按萧氏《南齐书》成于天监中，武帝诏付秘阁。脱有讹谬，应时改定。吾知萧书为实录，而李史为附会也。”
    二曰就同书纪传表志间参订。就纪传史本身各个部分间参互考订，尤以传与传相参居多。如卷一《周瑜鲁肃传》条对孙刘联军始谋人的考订。朱氏读《三国志》，发现对这个问题的记载，《周瑜传》、《鲁肃传》和《诸葛亮传》各有归美传主现象。“三人同词，莫适为主。”那么到底是谁呢？他根据孙权评价四臣之语，断定“要当以子敬（鲁肃）本谋为正。”又如同卷《士燮子士徽传》条：“吕岱诛士徽一事，据《士燮传》，岱命士匡诱降，后复行诛；据《吕岱传》，潜军卒至罪人被缚。一以为诱降杀敌，是无功而有罪也；一以为用兵若神，是无罪而有功也。后之读史者，信《士燮传》乎，抑信《吕岱传》乎？”朱氏考史遵循的态度是，能肯定则订正，疑信不定则存疑。这条关于吕岱诛士徽一事，因无材料可证，故他只能愤愤责备而已。
    三曰就同一纪传志前后参订。此法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卷五《孝宗帝纪》条。该条称：“帝纪之谬，莫过于《孝宗》。姑举大臣书薨者言之。乾道六年，既书辛次膺薨；淳熙八年，复书辛次膺罢。……一人之身，倏而就木，倏而迁除，倏而捐馆，倏而降谪，咄咄怪事，可发大噱”。关于这条，罗继祖先生认为有误。他说：“余初读即讶其谬误，何以悉萃于淳熙八年一年中。及检阅《宋纪》，始知……盖谬在昭芑而不在《宋纪》也。纠史而失检至此，可发大噱。”（12）罗先生所言有一定道理。惟朱氏是一位擅长考证的人，读书很细心，当不至于纠史失检至此。我想，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他依据的版本有误所致。在笔者看来，发现问题是正确的，但如果不加分析地反唇相讥，并进而否定《史纠》的价值，则是不可取的。
    四曰埋证。亦就是说，用公理辨别是非。如卷六《文宗纪》条，《旧唐书》称开成元年正月丙辰望，日有蚀之。《新唐书》称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孰是孰非呢？根据天文规律，朱氏指出：“以晦日食者有之，以二日食者有之，自古未有望日食，此则司史者过也。以《新书》为正。”又如卷五《瀛国公纪》条对元军是否驻钱塘江沙上的考证。该纪称元军驻钱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时以为天意。朱氏说：“说之悠谬，莫此为甚。……蒙古军中如范文虎、张弘范、吕文焕辈，累累皆宋人，叛而入元，谁不知钱塘江有罗刹水之号，乃敢壁三军于死地。即巴延误驻，范文虎辈必大声疾呼，告之以故，何待迟之，又以至三日之后耶？一夕不可，何况三日？临江不可，何况沙上？此理之所绝，事之必无。”最后，他提醒后之读史者，毋为史官所误。通观全书，理证法在《史纠》中用得不多。
    朱氏考史态度认真，这还可从下事例得到验证。他引用前人结论，必注明出处，不掠已有。同上材料后，他特别注明：“此议前辈有发之者，偶踵而论之，忘其姓氏，非敢掩为己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