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史理论
    研究朱明镐的纠史理论，有两点是必须说明的：
    1、《史纠》所纠对象是历代正史，因此， 他的史学理论主要集中在纪传体的研究上。具体说来，包括书法和史例两部分。
    2、《史纠》体例的原始性较强，是一部真正的札记。因此，他的理论分散在零星的议论中，不像《史通》那样有系统性，这就得后人凭独特的感受力去理解，概括出朱氏思想中存在但没有用文字系统表达出来的史学批评理论。
    ［Ⅰ］书法。朱明镐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述，有如以下：
    第一，反对曲笔，倡导直书。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编纂学上一个优良传统。这个传统，主要是靠史家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精神坚持下来的。唐代史学大师刘知几著《史通》，曾特立《曲笔》、《直书》两篇，对这一传统有过系统论述。
    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亦为朱明镐所继承。朱氏关于曲笔抑直书问题，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如果修史者身处当代，慑于时威，为了“远祸”而“志近事多微词”，出现避讳乃至曲笔现象，情有可原。评史家只要能指出即可，没有必要加以过多的指责。反之，如果书修于异代，修史者仍然回护甚至曲笔，那就很不应该，完全失去了一个史家所应具有的史德。从这一区别对待原则出发，他对十六部正史中所出现的曲笔现象，进行了中肯的检评。
    《史纠》开首便议论陈寿《三国志》曲笔现象，这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中国史学上的回护之法正是陈寿作俑的。朱氏说：“愚每谓寿书魏事易，书晋事难。盖土行已尽，可显列其慝；立身晋朝，难罪状其祖也。”但事实却不然。不仅书魏事“于操多曲笔”，即书汉事亦有曲笔现象。建安间，汉臣黄承深恶吉利之无君，商量除掉吉利，结果谋泄被诛。《魏志》书曰：“建安五年春三月，黄承等谋泄，皆伏诛。”伏献帝之诛乎，抑伏吉利之诛乎？朱氏简直无法理解，“陈寿立太康之世，以指建安，直笔何害，尚畏南史之及身哉！”陈寿这一曲笔现象，自然难逃朱氏的谴责。
    沈约《宋书》亦有这种现象。《宋书》之曲笔，比较明显的有两类：一为书易代之际回护。书晋、宋革易之际为宋讳，书宋、齐革易之际为齐讳。一般说来，沈约为齐讳出自不得已，为宋讳是沿袭徐爰诸人论调而不加删削所致。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沈约就没有责任了。因为“诸氏（徐爰等）为宋臣，礼宜为尊者讳”，而沈氏两更易代，“礼绝讳嫌。”（13）在这种情况下，沈约修《宋书》，理应删除，结果，却是“踵袭四家之史而不自知其陋者，”（14）这就说明，责任还在沈约。二为不明书臣僚篡弑之迹。“按零陵、汝阴之死，《纲目》特书宋齐为弑。此固大传义理之文，《春秋》诛意之指，不敢以望六朝文士。独是当时实录，如外戚协谋，掩被绝其命；监人行毒，赏邑酬其德。灼人视听，概削不灵，抑何心眷篡臣，愿为前驱耶？”（15）
    朱氏还特别提醒读者留意鼎革间书法之曲直。他在批评了魏收《魏书》诋诟忠臣不从西魏以后，总结性地说：“凡易代之际，人臣乃心故主，辄蒙恶名，无由昭雪。史官随时俯仰，巧取世资，或以兴王自有爱憎，或以胜国须留忌讳，历代类然，……读史者于鼎革之世，不可不三思，毋徒依史官生活也。”（16）
    朱氏倡导直书的中心思想是善恶并书。他认为：“史官之笔，一出一入，具有严科，不以小媺（měi）盖巨慝，亦不以一眚（shěng）掩大端。……君子有过，亦宜绳之，不敢以君子之名而成宽之；小人有善，亦宜录之，不可以小人之名而或距之。”（17）要求善恶并书，这表现了一个正直史家所应具有的史识。
    第二，载笔无舛。在朱氏看来，载笔之体，最忌讳自相矛盾，令后人无所适从。卷四《诸王传》条：“薨年卒月，纪以传信，史官之笔，未可轻下，乃有纪然而传不然，此传然而彼传又不然者，流之后祀，何所取裁？”卷三《武帝本纪》条：“一人之书，在齐属席（阐文），在梁属陈（秀），安所传信乎？”朱氏认为，一部史著，如果成于众手，出现自我矛盾现象，情有可原；但如果是成于独断，亦出现这种“舛互无叙”现象，那就有点很不应该了。卷四《诸王传》条接着说：“帝纪修于欧阳，列传成于小宋，犹曰二人分局，或未校订，以故载笔有舛。及二传之矛盾，则成于一人，出于一手，何相背之戾也！”卷三《段韶传》条“一事并出李氏之手，两两相背，正复不解。”同卷《潘妃传》条：“胡居乎一人之笔，内矛外盾，不辞为杓端两星也？”这种自我抵牾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取材不当和前后失检所致。他尤其对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以致出现新旧观点相悖批评较多。他对《宋书》《魏书》尤其《北史》批评较烈。卷三《元谌传》条称“《北史》因魏之言，沿而不削，亦是一病”；《杨播传》条称“李氏知为秽书，亡所芟改，而一一袭故是为大失”。
    ［Ⅱ］史例。史例是指史书内部在组织形式上的安排。就纪传体来说，即指对立纪、传、志、表乃至论的基本看法。从《史纠》全书来看，朱氏对纪、志、表、论的论述不多，而对列传倒有详尽的阐述，这点远远超过《史通》。
    《史纠》关于本纪的看法，主要是：（1）强调不能太简。如卷四《玄宗纪》称：“纪略传详，史体固然；过加删削，毋乃太简！”（2）立纪须名符其实。《新唐书》没有替唐炀帝李重茂立纪，吴缜《纠谬》颇加指责，“若以前史昌邑王、北乡侯例推之，其始封、进爵及平生事迹，则宜列之为传；其即位以后所行之事，则当编之于中宗睿宗之纪”。朱氏不同意吴缜之论。他驳斥说：“顾五尺竖子，制命妖后，即位后所行，不过斜封墨敕耳，何事可纪？何纪可立？即以汉昌邑王、晋海西公例推之，宜为温王立传，而不应为温王立纪。”（18）
    志。关于立志，强调：（1）严体例。他认为，只有内容“上关王政，次系国体”（19），才能增设书志。所以，尽管他推崇佛老，然而，他却反对正史立《释老志》。他认为：“斯尽外道之招，殊非经国之典”，让它们并存天地之间，已经是不错了。如果再立《释老志》，“剖厥源流，详其宗系”，那就深违史例了。所以，他要求将《魏书》之《释老志》删掉，“以严史例”。（20）佛道自汉代以来已流传，但史书不曾有过专门记载。魏晋以来，佛老寝炽，对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有着极大影响。魏收根据这种客观事实，首立《释老志》，这正是他的独到之处。朱氏曲解立志意图，为了纯史例而反对立《释老志》，显然是不正确的。白寿彝先生曾作过一段精彩的论断：“编纂史书，本是为了反映历史真相。采用这种史体或那种史体，是为了反映历史真相的方便。如果因为拘泥于体例而排挤掉重要的史事，岂不是舍本逐末了！”（21）用这话批评朱氏此论之谬是十分恰当的。（2）严断限。这主要表现在对《宋书》之批评上。沈约《宋书》立志，论列一事，每每远溯三代，近及秦汉，而尤详于魏晋。从“补前史于既缺，启后人之纂修”，（22）这个角度看，有它不可否认的价值。但是，作为严格的断代史例来说，却是不妥的，“名《宋书》而杂载吴晋蜀魏之事，可乎？”（23）总之，“年代既殊，理有断限”。（24）在这个问题上，有“秽史”之讥的《魏书》倒颇有史裁，“十志之中，无溢前代，比之沈约《宋书》，才藻不如而断限差胜。”（25）
    表。推崇《辽史》立《闰考》、《朔考》。虽然说《辽史》“赘疣最多”，但其《闰考》、《朔考》，“断不可废”。“宋辽不同历，故闰朔相殊，各自成家。史详裁之，使后之观者，了若指掌，此修史之功也”。（26）
    论。“苟无创论别闻”，“不必作论”。朱明镐对史论问题的论述，是有感于李延寿《南北史》之传论相背而发的。李氏著《南北史》，率以诸书为蓝本，“详于纪，密于传，疏于论”，（27）经常是“史论袭旧，不下一意”（28），致使传论自我矛盾。对此，朱氏批评甚力。最后，他提出：“总之，作史之体，是人贤否既具载本传，曰论曰赞曰评，胥属骈枝。苟无创论别闻，与本传相左右者，作传之后，不必作论。伟哉！本朝宋、王二公之修《元史》也，加人一等矣。”（29）创论，就是史家的独到之见；别闻，就是说与本传不同、别成一说的材料。“创作别闻”的提出，和明代史论的空洞、虚妄而且庸俗，封建伦理观念极为严格不无关系。朱氏厌恶明代史论的无病呻吟，更不满于历代正史“史臣曰”，徒有词费之讥，所以，他提出了“苟无创论别闻”，“不必作论”这样一个著名论断。“创论别闻”的提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言之有物，能成一家之言的史论，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后代研究者所珍视的思想研究材料。顺便需要指出的是，朱氏赞颂《元史》不作史论高人一等，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元史》史论少，并不是鉴于历代正史之“史臣曰”空洞无物的结果。它是修史者慑于朱元璋的淫威，少作为妙的恶果，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表现。
    《史纠》关于列传的理论，集中表现在对《新唐书》和《宋史》列传之评价上。综观全书，在列传方面，他议论得比较多的是类传和合传的铨次失伦。类传之归类不当，合传之安置乖方，是铨次失伦之主要表现。具体说来，（1）名实相乖。朱氏称《宋史》之列传，凡有七失。其四失所举五例，其五失所胪六例，要皆“命名既舛，位置并失，按部而就班，觉所处之非据。”（30）此外，酷吏之称良吏、良吏之称酷吏，皆为名实相乖之例。朱氏认为：“凡立一传，必使名实允协。倘訾议可加，终有愧于良史”。（31）（2）君子小人杂处。朱氏认为君子小人，须“各有其类”。而《宋史》七失，首失便是君子小人，安置乖方。李中师、俞允、郑雍、王汉辈小人，竟与君子同列，殊惬人意。（3）忠逆同区。《南齐书》将王奂和张冲合在一起，朱氏称：“王奂纵儿称兵，张冲誓守无贰，一忠一叛，何由同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