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巴歇莱（Jean BAECHLER ）是法国少数几位以文明比较研究和历史宏观研究为目标的学者之一。在当今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不断原子化、琐碎化的趋势中，巴歇莱试图从新的角度来重建宏观研究的学术地位，并对文明、文化的世界差异性作出解释。
    让·巴歇莱生于1937年。他的家乡是法国东北部与德国接邻的蒂翁维尔（Thionville）。巴歇莱起先对哲学深感兴趣，在1954年获得中学文科类毕业会考文凭并进入大学学习前后，曾以哲学为主攻方向。但随后便转向了史学，于1958年获得了历史学、地理学学士文凭，1959年获得史学高级研究文凭。1962年巴歇莱通过了大、中学历史教师资格考试，在芒斯中学任历史、地理教师（1962—1966年）。60年代初，巴歇莱的研究方向又开始从史学转向了社会学，在准备社会学博士论文之际，他先任巴黎大学社会学助教（1966—1969年），后转入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持政治社会学的讲座，同时主持巴黎五大与十大的社会学研究生班。从1977年开始，他被聘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1988年又被聘为巴黎大学历史社会学教授。他还一直是欧洲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心组织人、社会学分析方法研究小组成员（GEMAS）、“社会科学文献资料”丛书负责人、《社会学年鉴》编委、《行为科学与人脑科学》杂志评论员等。
    上述种种头衔使人觉得巴歇莱应当是一位社会学家。然而《革命现象》（1970年）、《资本主义的起源》（1971年）、《自杀论》（1975年）、《意识形态是什么？》（1976年）、《纯粹权力》（1978年）、《民主制》（1985年）、《论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1988年）等一系列著作却使人感到他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一系列主题。事实上，从哲学、史学到社会学这一不同寻常的学习历程与学术研究历程，使巴歇莱拥有了展开文明比较研究的扎实基础与手段。他的研究常常以政治层面为着眼点而对社会现象各序列（经济、人口、文化、军事、宗教等）的总体结构作出表述与分析，他的特色是综合各学科的最新进展而又在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解释机制之下，对文明的世界性差异作出宏观分析。与哲学家们比，他的研究实证、具体，从而更具有一种现实的逻辑说服力；与史学家们相比，他的主题倾向明确，很少陷入繁复的资料堆砌及无休止的微观考证之中。因而他的研究便具有一种宏观的透彻性与明显的理论性。在现代西方社会学日益实证化、微观模式化及研究主题的现实化趋势下，巴歇莱却保持着理论社会学的精华传统，将社会学宏观研究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从而摆脱了史学的非理论化偏向和哲学的非实证化偏向。作为研究的基础，巴歇莱还仔细研究过人类学、民族学、人口学、语言学、民俗学、政治学、地理—生态学等一系列学科的成果，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他的《民主制》一书便是这种多学科宏观研究的杰作，他在此书中从现实、历史、文明文化比较这三个视角对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政治现象（民主制度）作了透彻的宏观说明。近年他从西方文明研究、印度文明研究、中国文明研究、阿拉伯文明研究等主题出发举办一系列的讲座与研究生班，为他下一阶段的写作打下了基础。受《史学理论》编辑部之托，笔者仅就法国及西方史学的一系列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应巴歇莱的要求，也为了更完整地表现采访内容，笔者将采用对话记录的形式写这篇采访记。
    当代法国史学和西方史学：革新与危机
    问：作为一位曾是史学家，现在又以宏观历史运动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您能否先谈一谈对当代法国与西方史学形势的一般看法？
    答：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短时间内难于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正如您及其他中国学者所知道的那样，19世纪以来，尤其是近50多年来，西方史学经历了巨大的革新。从史学观察领域而言，其主要成果是发掘了一系列过去忽视的材料。这一进步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近代概念上的史学产生于18、19世纪。这一史学继续了从古希腊、古罗马而来的悠久传统，这是一种以政治为重的传统。史学曾被认为是政治现象、制度、战争等的史学。古代史学家又曾受到贵族式的哲学教育，而史学对政治的重视也因此是建立在一种哲学的基础之上的：人类本质被表现为一系列政治性质的现象。这就是传统史学的基本倾向。而新史学的突出之处就正在于意识到人并不仅是一种道德的存在，也不仅是一种政治的存在，而是有着其他各种活动的社会动物。人们必须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经济活动、审美活动、信仰一价值体系以及日常生活活动等非政治性的活动。因而在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口学等推动下，一系列新的研究主题在史学领域中出现了。
    当然上述这些您都是知道的，因为这也是您的专业之一。您要求我回答的是我个人的观点。首先，我对史学的这一发展持肯定态度。史学研究的成果已表明：如果我们想对人类历史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解的话，就应当从各个方面来分析人类活动的条件与状态。但同时我又想指责一些开始平庸化了的史学家，他们日益缺乏一种整体观念。他们已和L.费弗尔、M.布洛赫等杰出史学家有了差异，在他们手中，史学逐步迷失于细节之中，而这些细节却只具有十分有限的意义。一些有关肮脏、垃圾、人们怎样洗澡等历史的书籍便有这种无目的地追求细节的倾向，而这一类的细节是永远无法穷尽的。关键在于：对细节与材料的发掘应当与对一个确定问题的回答相联系。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少地提出问题，但却越来越多地给予回答。但如没有明确的问题，这些回答就不是回答，而只是资料的汇编、事实的积累而已。我认为，50年以来的新史学已面临一个重大选择：如果研究工作在没有新问题、新视野的情况下继续原子化、琐碎化，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史学确定性的危机。史学将再次失去其优势地位。但也许明天一些史学家重新提出一些新的重要问题，这可能会再次激发史学研究的长足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