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那么对于您来说，什么样的著作算是一部成功的史学著作呢？
    答：我曾经主持翻译过一部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文著作：N.艾利亚斯（Elias）的《习俗文明》（La civi-lisation des Moeurs）。这部著作的主题是礼仪习俗。对于你们中国人而说，这是不言自明的，《礼记》对此已有广泛论述。在我们西方人的概念中，礼仪习俗就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人们合适的行动方式，例如，如何在公众场合中走路、说话，如何在家庭中扮演不同角色等。艾利亚斯回顾了礼仪习俗从中世纪到17、18和19世纪的演进过程。这是一种系统性研究。因为如果人们分别地、单独地和孤立地去观察这些礼仪习俗、生活方式的话，这些现象可以表现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而艾利亚斯却以一个明确的问题伴随着一个理论假设来对礼仪习俗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就是为何西方社会的礼仪习俗在这三个世纪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通过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证实了他原先的理论假设：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紧密。新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也就缓慢出现，使人们的意识、心态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在改变对别人看法的同时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这本著作成了今日心态史潮流的先导。我在此并不想对此书结论的真、假作评论，只是说明这本书很有意思：它将一大堆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的素材集中到一个有意义的主题之中，这就是成功的历史研究。作到这一点颇难，需有才能，需要知道如何提出问题。现在的趋势是人们的问题日益平庸化，科学领域如同经济领域，某人发明了新东西、带来了新利润，一旦众人竞相模仿之后，利润便消失了。科学发展的每一时期都有一个重大的新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平凡化了，于是便会产生又一个新问题，科学便前进一步。随着史学的演进，一些旧的问题已经被人们发掘殆尽，旧的概念如“总体史学”等也已不再能适合人们的需要了。现在是提出新问题、新理论的时候了。我再强调一遍：历史研究不仅仅是收集素材，而是有目的地组织素材以验证和检验假设及理论。这正如天文学家一样，他们面对满天繁星，试图通过望远镜来证实自己的某种新假设。没有问题与假设，就不知道观察什么。社会科学的对象更为复杂，而系统越是复杂的事物就越难于进行简明划一的研究，社会与人的活动便是这样一些系统。
    从哲学、史学到社会学
    问：能否再具体谈谈您的研究历程？
    答：我曾受过全套规范的史学家教育。但我又专门研究过哲学，曾将哲学当作自己的专业。我在19岁时离开了哲学领域，因为对哲学日益感到不满足。研究哲学便是要以绝对的才能谈论世界上的一切。而要作到这一点，不是必然流于空洞便是根本不可能。那么为何选择史学呢？这是因为我曾想弄清是什么促使世界、社会产生变化，是何种历史演进才使人类社会到了今日这样的状态。人之所以成为人、之所以成为今日的人，这就是历史。于是史学成了我取得大、中学历史教师资格考试时的主题。在此之后，我又转回到哲学去，以历史哲学为方向。也正是在此时候我开始注意社会学。但我从未真正投入过社会学的领域，因为目前的社会学实证倾向又使这一学科失去了深度。我虽然在社会学专业内执教，但这是一种历史程度上的社会学，即宏观的社会分析，而这是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研究倾向的。
    问：这是从您的学科训练角度而言的，能否再谈一谈您确定研究主题方面的历程？
    答：我的研究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的。这是20世纪人们不可忽视的一种学说。这一学说的假设极吸引人，它所看重的是经济因素。根据这一学说，人们在对经济层次的变动彻底把握之后，就可理解其他的层次。我曾在几年中致力于追随这一解释途径，却并未获得满意的答案。事实表明这一途径无法解释许多复杂的社会变化、尤其是政治的变化。我在读了所有的马克思著作之后，认为他对政治现象的解释是有牵强成份的。不过应当指出：根据20多年来对马克思的研究，我认为他是这一学派中最富天才、最具创造力的人。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写一些通俗小册子、作一些评论罢了。
    第二阶段，我开始着重研究政治现象，并发现政治作为人类一种特定活动具有其独特的发展与变化逻辑。于是我便致力于建立一种有关政治的理论。在十几年的研究工作中，我试图建立一种历史的、哲学的与社会学的政治学宏观理论。结果是出了两本书：一本是《纯粹权力》，这是纯理论的著作，是在未采用历史参照系的情况下从理论上对政治进行分析。接着我将哲学化的概念与人类具体的历史经验相结合以研究政治制度的历史形态。结果是出版了《民主制度》一书。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我发现政治是社会生活的核心领域，一旦把握了政治现象的演变，人们就可对人类演进的历程及其各个方面有深刻的认识。我的最终目标是：1.理解人类历史从原始人群到20世纪的演进；2.理解为何是这样一种类型而不是其他种类型的演进；3.理解人类活动各序列如宗教、经济、艺术、心态等的演进历程。从全球范围而言，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表达、思维方式，没有一个民族或文化曾经历了其他文明、文化所经历过的一切途径、一切阶段。每一文明、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局限与条件下对世界作出表述的，而这一选择差异的可能性范围又是极大的。由此我们必须从宏观角度来探讨为何有这些差异性，每一文明又是在何种具体条件及有限的选择中表现自己的。因而，我的研究最终会导向一种有关文明的普遍的理论。而从理论上讲这又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无法穷尽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和经验。而且，人的个体生命的短促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自然障碍。我从研究西方文明开始，研究了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目前正着手研究中国文明。如果我能完成自己订下的计划，我必须活两个世纪。既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就只能干多少算多少了。
    问：对人类文明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已不再是新东西了。在当代西方，这一研究途径有日渐式微的趋向。您是如何看待这一传统与现实的？
    答：从传统而言，孟德斯鸠是开创性的。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指出了不同文明的存在，又指出人们可以根据一些因素来解释这些文明间的差异性。他的直觉是正确的，他将重点置于政治制度上，认为从政治序列出发，其他因素才能向我们揭示文明的总体差异。但他的研究过于粗糙，只是初步性的。马克思追随这一研究途径而成了19世纪历史综合研究的大师，但他只不过将解释因素从地理转向了经济。马克斯·韦伯也是抱着解释文明差异性这一雄心在社会学中进行开拓的。然而随着理论社会学的衰微及历史哲学的过时，这一主题开始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实证社会学旨在分析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和状况，给当政集团提供决策信息，同时也为社会本身提供信息。但对当代社会的分割研究却使社会学日益陷于局部化、琐碎化的境地。史学也处在同一境地：新史学的过于微观化显然削弱了它的宏观说明能力，哲学在受到当代科学认识论的冲击之后也放弃了文明比较的哲学说明这一阵地。在世界范围内，目前也很少有人从事我这一专业，因为这既需要花相当大的力气来作准备工作（语言、资料信息等），又需要有很强的理论构建能力和综合能力。例如我就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才对目前人类学的进展有所把握，了解了非洲、南美、太平洋地区现存原始文明的状况。我又花了两年时间专攻史前史。这样的准备工作在一般的史学研究中是不必要的。不过通过几十年的研究，我也使自己成为现在少数几个不断变换专业以求在雄厚基础上扩大自己综合能力、理论构建能力的人之一。不过这还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们已开始重新认识文明宏观比较这一课题的重要性了。在今日人们面临世界性科技迅速进展、传统迅速消失、世界在一体化的同时又充满了一些文化摆脱自身传统的矛盾的形势，从宏观回顾人类文明的历程就显得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