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层次的重要性
    问：如果从理论上否定了“总体史”观念或概念，是否会在实际研究中导致偏向性、局限性？
    答：其实我刚才着重分析了这一观念的哲学背景。在实际研究中我可举我自己的例子。我认为政治处于社会问题的中心地位。这就是说，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会在政治这一范畴或序列中得到显现，而政治的变动也时刻影响到其他的社会范畴和序列中去。但确切而言，政治并不是决定性的，它只是打开了一个通向其领域、层次、序列的阶梯并为研究社会的整体序列、领域提供了可能性。例如对以专制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社会进行研究，便须从这些社会权力关系入手才能把握这些社会的整体机制与根本特点。但即使政治是一个重要因素，却只还是一个而不是全部的因素。在这一因素之外还有宗教、经济、社会结构等其他因素的作用。每一个使史学家感兴趣的事实方面都是一系列因素或这些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相互联接，但人们不能光凭一种因素去推演其他因素。对于史学家而言，重要的是尽力找出这一系列因素并了解这些因素的联接机制。在自然科学中，人们曾天真地想多方加以论证的决定论已无法再存在下去了，而在有关社会、有关活生生的人的科学中，这一决定论也被证明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总体史”，因为提出这一概念的是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等天才式的人物，而他们是不会使自己处于一种漏洞百出、无可防御的位置的。因此，我们也可象我刚才所表达的那样来理解：人类社会的现象是复杂的，如果我们想去理解这些现象，解释这些现象，就需要探究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和序列，如宗教、人口、经济、政治等，并分析这些不同因素是如何相互联接、相互作用的。如从这一角度来看，总体史观念当然应当肯定。
    史学的分化
    问：我想年鉴学派、新史学潮流也正是朝着总体史理解的这一方向发展的。但最近一些著名史学家如P.肖努（Chaunu）、F.孚雷（Furet）等都程度不同地表示要摒弃总体史观念。史学似乎在进一步分化。
    答：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危机：研究工作被资料工作所淹没。其实象这类在书刊资料中进行梳理然后再整理、写作的工作是最容易的，这只需要时间与耐心就够了。相反，要想构建理论进行真正的解释却要难得多，这在各学科里都是一样的。
    问：构建理论的第一步工作——综合就已遇到了困难，这与目前研究信息的快速增长有关。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答：研究信息的大量增长确实使人们对研究整体的把握越来越困难，这也是目前史学原子化的一个原因。要达到真正的总体性或整体性是不可能的，但去浏览、了解有关自己研究主题的各个相关方面、相关领域以获得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却是极其必需的。每一个人类活动的序列、范畴都有其各自不同的方面，如果我们忽视了一个或数个这种不同的方面，我们就会失去对研究对象的真正理解。然而，由于我们无法读完全部资料与信息，我们也就不必去尝试面面俱到地去阅读，而应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构建一个尽可能谐调、严密的问题系列上去。于是，我们就能知道该阅读些什么、该寻找些什么。因此，今日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如何有目的、有选择地大量消化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不断增长的出版物和日益增多的原始材料系列。
    问：这一问题在宏观研究中可能更为突出。我想作为比较文明研究的学者，您一定更感到信息选择与综合的重要性和困难性了。
    答：是的。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信息大量涌来的困难之外，还有语言的困难。对于我这样一个西方人而言，起码要掌握拉丁语、古希腊语以研究西方古典文明，掌握英、德、西、意等语言来研究西方各地区的历史。但如要研究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话，还需掌握其他主要语种。为研究古波斯文明与印度文明，我已大体能阅读波斯文、梵文，但再要掌握中文、阿拉伯文、俄文等语言则由于生命的自然时限而很难作到了。这也是一种研究的局限或人的能力的局限。目前我只能借助于翻译作品来了解中东文明、中国文明等。
    问：除了信息、语言、能力的困难外，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们的工作是否还受他们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答：我相信所有西方史学家在研究历史、从事其职业活动的时候，是几乎不可能事先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倾向的。也许不同倾向的人会对研究主题进行不同的选择。如一位左派史学家对社会史、经济史更感兴趣。但这也不能绝对化。一些在政治上极右倾的史学家却以对经济史、群众起义史的出色研究而成了一流的学者。他们的概念、工具、理论、方法和研究结果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史学家所赞赏。对于这些史学家而言，你是不可能从其作品来推断其政治立场的。我认为人们应当用一种严格的方式来区别作为行使其政治权利的公民和作为职业学者的史学家。因为自一个半世纪以来，史学已经完全学科化、制度化、大学化了，它建立在一套发达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基础之上。正如所有的研究方法与技术是中性的一样，史学在这个基础上也是中性的。在这个基础上，判断人的标准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才华、能力和工作意识。另外一方面，战后50年代是意识形态的白热化时期，但现在却格外地平静，是一种“意识形态反常倒错”时期。史学研究更不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使是在50年代，索布尔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共产党史学家对待学术也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的有关共和二年无套裤汉的著作肯定是本权威著作。当然我还要指出一点：我所说的是专业学者与职业史学家，而不是那些为某些政治集团制造舆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