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面的研究与史学的新方向
    问：我想您所说的问题并不是诸如“中世纪时人们怎样洗澡”之类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再琐碎的资料整理也是围绕某一特定问题所展开的。您所指的问题应当是一种总体性的、方向性的重大问题，这不是简单含义上的问题（Proble'me），而是一种研究主题式的问题集群（Proble'matique）。
    答：正是如此，我对这一类新问题有一种预感：我们将重新回到历史的政治方面去。这并不是昔日政治史的回复。政治概念本身已经有了根本的革新。我所说的政治是指人们在一个社会中的组织方式、生存方式及社会的权力关系。这是一个社会历史的基本层次，却也是为以往史学家在不同程度上所忽视的层次。对于研究者们来说，人类的活动是分层次的，有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等。但我认为并没有一个能够涵盖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终极因素，也不存在一个能将这些人类活动不同方面归结为一个单一方面的因素。因此，无论是经济决定论或政治决定论都是已过时的单线论、单一论观念的反映，无法被历史的客观过程所证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人类各种活动的决策与选择都在人类的政治层次有所反映，而政治的发展演进也都影响到所有其他的人类活动层面。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以政治作为一个观察点的话，就能使我们更准确地从整体上来把握人类历史。这也是我研究工作的一个出发点。新史学的发展也很难回避这一政治研究的问题。
    问：目前已有不少法国史学家谈到一种向政治史回归的潮流，而且人类学式的政治研究是这一潮流的核心。您是否认为这就是您所说的新方向？
    答：是的。很多史学家已有了史学危机的意识。科学的进展并不是在一个纯粹观念的世界中进行的，而总是与现实紧密相联的。我们的20世纪，便是发生了前后两次世界大战、有着各种革命如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等、有着纳粹现象、有着非殖民化现象、有着不同政党的活动及影响、有着人类社会整体权力结构与关系发生重大变动的世纪。我们的世纪还是一个人类第一次进入世界性历史的世纪：以往的人类历史是复数指称的、多元封闭性的，而现在的人类历史则是单数的、一元同时并存着的。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技术再加上全球的商品经济流通，使任何一个文明与文化都无法在不与其他文明、文化发生联系的状况下生存下去。因此，就人类的组织、权力结构而言，这也许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政治化的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纪中忽视了政治，这倒是令人惊异的。
    然而，人们只有在对现实各种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与把握之后才能构建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主题或知识主题，而这一研究主题的建立也是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虽然理论并不是由头脑凭空推演的，而总是与实践相联并接受事实检验的，但还是可以认为研究主题的产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与现实有着非中介性的直接联系的。例如同样是研究政治的历史，就有不少作品陷入了业已陈旧的、属于新史学或年鉴派史学以前的史学理论中去了。这些作者如同其19世纪或更早的先辈们一样，在国家政治档案材料中梳蓖整理、编纂成书。这样的政治史研究是表面性的、肤浅而又缺乏新意的，其关键就是缺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就目前形势看，新的政治现象研究越来越多地与新概念、新观念与新理论相结合。而构建历史政治理论也就因此而成为重要任务。我的工作也正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
    “总体史”概念的内在矛盾
    问：说到理论与概念，历史政治研究和整个文明比较研究与第一代、第二代年鉴派的“总体史”概念有何联系？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偏差是只研究历史的某些层次，特别重视诸如政治、军事、人物活动等，但忽略了人口、经济、社会结构、文化等其他层次。“总体史”概念试图在认识论上纠正这一点。这一概念是否对比较文明研究有直接影响？
    答：诚如您所说，“总体史”口号确实以击破旧史学的局限为目标。它具有深刻的认识论意义。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观念而非一个科学概念。“总体史”作为一个概念必须要有两个公设：1.假定历史是一个整体。“整体”（totalite'或globalite'）这一名词是指明，a.所有构成这一整体的因素对于整体而言是必不可少的；b.这些因素的存在和性质又是由整体来定义的。2.假定我们的智力拥有把握这一整体的能力。也正是这两个公设的汇合才使人形成一种雄心：以人类的理解力去把握历史的整体性。但是这两个公设本身就有问题：首先，我们的智力能够把握甚至是深刻地把握现实，而这种把握是以人类建立起一定的理论为前提的。而理论从其必然性而言就是部分性的。理论是依据人类活动的不同方面、我也称之为不同的范畴、序列而分别构建的。我们可以有一种经济理论、人口理论、政治理论、美学理论等，但不可能有一种普遍性的理论。这就是人类知性的局限。西方哲学家历代的努力还是打不破这一局限。这就是为何古典哲学陷入危机的原因。而现代认识论哲学、认识科学的进展也充分表明了人类认识局限性在总体性认识方面的局限。其次，就第一个公设而言，如果所有因素对于总体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又同时被这一总体所决定的话，这就假定只要提取出任何一个因素，就能使我们推演出所有其他因素。这一假定既否定了人类的自由，又否定了偶然性的存在。我说的人类自由即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在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下，我们也无法精确预见人类行动者的全部反应。我们能够对这些反应进行回溯性的解释：为何行动者会如此行动？为何会有如此的结果等等。但在这些行动发生之前，我们却无法进行足够的预测。在人类活动进程中，总有那么一部分是无法用已知因素来推演的决定与行动。第三，“总体史”作为一种观念是以一种完全的决定论为前提的。这种决定论假定在一个特定的人类时期和状态中，人们可以通过对所有以往状态的把握而推演、预知以后的状态。但这是很难作到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知识的有限性。例如在当代数学中，便有一种偶然性理论。准确地说，这应叫作“无法预见性”理论（impre'visibilite'）。根据这一理论，决定论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对特定系统的全面认识而言，我们的感官和认识、思维能力还未精细到使我们能对理论和事实之间的无数变化、差异进行辨别。例如人们完全不可能确定一颗氢弹开始爆炸的真正起始点，因为我们没有更精确的手段，就社会科学而言，我们常常是依据已发生了的状态去追溯其初始状态和演进轨迹。在这一领域，没有先验的决定论而只有由果溯因的、逆推性的解释以说明为什么事物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发生。
    根据上述种种，总体史观念便只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