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的研究方式是否是对历史学、社会学及哲学的一种综合？
    答：说联接更恰当一些。综合也意味着将不同的事物并列地置在一起，这不是我的意愿。为了把握研究对象，人们将现实分为不同的层次或序列。这是一种对研究对象的抽象把握。人总是面对大量现象，为了理解，人们又试图通过忽略一些现象而使可研究的现象减少、综合到一个更为简单也更为基本的现象层次上。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都是对现实特定层次进行研究的学科，这些层次的划分以及所导致的学科的划分从本质而言是主观性的。哲学是对现实进行概念化的把握，是试图把握现实的核心。历史学则是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研究以从现实的独特性、复杂性角度来把握现实。在哲学与历史学的中间有一个中介学科——社会学。社会学旨在从大量社会事实中寻找理论性的解释。我所进行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便是从人类社会演进的丰富性出发，从文明及社会的基本层次出发来对不同的文明与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对我而言，历史学与社会学是互为补充的。人们无法成为一个不是史学家的社会学家，也无法成为一个不是社会学家的史学家。不管是社会学家的历史还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历史本身总是可通过人的理论去予以把握的。这是西方认识论传统的继续，这一传统认为真理便是现实与人类知识的不断对话与交流。当代西方认识论又认为，既有一个人类知性对象的历史即宏观的历史，又有一个人类知性本身的历史。人类知性的研究对象也是人类认识所构建的：宇宙、社会只是通过人的知性才被人意识到，而人的智力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其演进同样是自然、社会演进的一部分。
    问：您是如何看待汤因比的？
    答：在我看来，汤因比是一位很历史学家化但很少社会学家化的学者，他的比较研究只是有一点社会学的倾向，而理解人类社会是一个运动过程这一点则展示了他的哲学家风范。他的主要贡献是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研究主题。但是他的文明概念是自我封闭的、死板的。例如他认为中国文明截然不同于印度文明，西方文明又相异于这两个文明。殊不知这些文明间的差异是不同的历史演进轨道所造成的差异，而不是天生就有的差异。也正是这些差异才是值得研究、解释的。其次，他对文明演进的概念也是十分机械的：例如挑战、应战、危机等，而且结论是只有西方文明摆脱了必然衰亡的阶段。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的工作与汤因比有所不同：我致力于制作一套用于研究工作的概念工具和新途径，使研究中国、印度、西方等不同文明的专家们有一个新的视角和整体观念。我希望能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力图在社会学的基础上对文明作出历史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我更倾向于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方向：即在一个普遍的层次上来试图把握差异性、解释特殊性。
    问：要这么作，确定新概念就成为方法论的一个基本方面，而这工作又是很微妙、很艰难的。您是否也从这一点来建立自己的方法论的？
    答：正是如此。曾有人这么说过：最不会谈论方法的人就是自己在使用这一方法的人。从因果关系而言，不是先有方法，而是先有问题。当你选择好所要解决的问题之后，才会自觉使用各种方法。我的概念工作同样是为我的研究主题服务的。当我建立“纯粹权力”理论时，我便从中推演出民主制、君主专制制、神权统治制等模式，随后将模式与现实进行比较。在作这些研究工作的同时，我又建立了政治实体、政治形态等子概念。通过多年的工作，我为自己的研究建立了一套特定概念与规范系统，形成了一种解释机制与理论。这是宏观研究所必不可少的。一般而言，不对概念进行先行界定，是无法开展一项科学研究的。概念是现实的深层核心，是科学必须予以把握的对象。
    问：您似乎十分强调研究中人的主动性和理论的重要性，这也是西方现代认识论所重视的方面。从历史演进角度而言，这一主体性本身也是历史研究的对象。
    答：是的，人类的认识、知识如同政治、经济、人口、文化一样属于人类社会的现象序列之一。这一序列既产生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又产生于人类本身生存的需要。人类认识能力与知识积累的演进是与人类对自然、对社会不断提出疑问、不断解决实际问题相联系的。而人们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总是实际生活所提出的、并由人类知性所把握并转化为特定研究主题的。从历史角度看，我们有着一个知识积累的基础和一个认识传统的基础。作为一位学者、研究人员，我们又是处在一个特定的科学集团和特定的规范系统之中的。因此，我们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也总是有着其特定的归属性。例如我所研究的问题，便是作为西方一位学者、法国学术界的一员所提出的问题。这一问题又是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60年代社会变迁等社会演进特定历史与现实状态中酝酿产生的。说到底，我是在一个特定的知识与认识潮流之中对文明进行比较研究的人。我的整个文化背景是以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纳、孟德斯鸠、马克思、韦伯等人的名字为标志的。因此我的视角必然是有局限的。而人对现实的观察是不可能无局限的。对于人而言，现实是很神秘的。马克思也无法预言今日的社会竟是这样的社会，世界竟是这样的世界。人也是从自己所处的文化氛围及知识传统出发去尽力解释这一神秘性，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及解决历来积累深化而上升为理论，理论是人类知识积累的结果和人类认识能力进步的表现。现实是阿里巴巴的宝库，进去需说“芝麻芝麻开开门”这样的秘语，而人的头脑便是这种秘语。
    问：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正日益为人所重视，您的看法很有价值。这里也涉及东方国家（苏联及东欧）及中国常讨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即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您能否接受以这两个概念来判断人们的理论与研究成果。
    答：我们的思路与上述倾向不太相同。纯粹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人不是自动地、自然而然地与客观溶为一体的。客观并不自己说明自己，而需要人来对它进行说明。如果说有纯粹的客观性，那就等于是上帝存在的假设了：上帝无所不知。我们不应从这个含义上来理解客观性，而应在一个更为狭义的含义上来理解客观性：“客观性”其实是研究者从事被他所从属的科学集团而认定的科学研究过程。从这一点来讲，客观性的标准也是分地域、分阶层、分领域的，因而也是相对的、具有文化隶属性的。因此我不能说：“我是客观的”，而应当说，“我试图客观”。是否客观也与文化氛围、文化传统有关。您可对我说：“您是西方人，您受的是西方教育，因此您在有的地方不可能客观”。这一判断是成立的。您也可以这么说：“您现在已不再客观了，因为您为了达到客观而使用的手段、概念、方法、途径已经过时了。科学在进步。”这一判断同样成立。当人们意识到为了达到客观是需要很多不同条件时，人们就会认识到客观性是与科学进展、社会条件的变化相联系的。
    一句话，以主观性、客观性作为判断研究成果的标准在我看来常常是荒谬的。客观如果意指对象，那么人是永远达不到客观的。理论与现实总是有差异的，无差异就没有人的思维。理论因此也就总有客观的一面与主观的一面。这真实就应是另一个可加以讨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