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洛茨基在1917年二月革命时期所发表的这些言论来看，他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态度上，不但不同于孟什维克，而且不同于加米涅夫等人。当时，加米涅夫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半孟什维主义的机会主义立场，公开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赞同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继续进行战争，鼓吹所谓护国主义。还有一部分人对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只是主张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施行“群众监督”或施加“压力”。
    托洛茨基不但对保皇派罗将柯、立宪民主党头目米留可夫、临时政府的重要成员古契柯夫等人进行了揭露，而且对孟什维克首领齐赫泽进行了讽刺和批评，说齐赫泽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是“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分子的代表”。（3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阶段，托洛茨基同齐赫泽一样是中派分子，持考茨基主义立场。在大战前夕，托洛茨基还向齐赫泽写信，攻击列宁主义。但是到了二月革命时，他们的观点与政治态度有了分歧。齐赫泽钻进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为护国派分子。他并且担任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的要职，竭力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托洛茨基在报上公开点名批评齐赫泽为“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代表”，这说明他在二月革命时期同孟什维克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后来，托洛茨基还对另一位著名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进行了批判。齐赫泽虽然在二月革命期间窃据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要职，但托洛茨基认为，当时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灵魂不是齐赫泽，而是苏维埃执行委员苏汉诺夫。因为要不要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具有很大的决定权，而苏汉诺夫又是这个执行委员会中的智囊人物。托洛茨基认为，从二月革命的第一天起，苏汉诺夫就决定要尽可能迅速地把政权“抛给资产阶级”。（34）
    苏汉诺夫早年本来是一位民粹派分子，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力图把民粹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掺合在一起来，搞鱼目混珠。在二月革命时期，苏汉诺夫的机会主义立场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他发表声明说，“起来取代沙皇制度政权的，只应当是资产阶级的政权……我们不能不采取这样的方针。否则起义就不会顺利完成，革命必遭毁灭”。（35）对于苏汉诺夫的这种投降主义立场，托洛茨基是反对的。他认为在二月革命时期彼得格勒苏维埃之所以把政权自动让给资产阶级，苏汉诺夫是负有很大责任的。
    在二月革命时期里，托洛茨基因对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孟什维克首领齐赫泽和苏汉诺夫持批判态度，所以他后来尽量吹嘘自己，认为他自己在对这次革命问题的看法上同列宁完全一致。他说：“1917年3月初， 我在纽约撰写了一系列论述俄国革命的阶级力量和前途的文章。也就在那时，在日内瓦，列宁正往彼得格勒寄他的‘远方来信’（36）。因而，我们两人虽然远隔重洋，身处异地，却不约而同地作出了同样的分析和预测。在每一个原则问题上，诸如对待农民阶级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战争以及世界革命的态度等等，我们的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37）
    事实上，在二月革命时期托洛茨基在对农民作用的估价上仍然同列宁有区别。当时，托洛茨基一方面认为必须在土地革命和共和国的旗帜下将千百万农民团结起来，反对自由派帝国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又在1917年3月6日的《新世界报》上这样写道：“甚至在立宪会议准备时期，只有革命的工人政府才有愿望和能力在全国进行根本的民主主义的大扫除，彻底改造军队，使它变成革命的民兵，而且在行动上向下层农民证明，他们只有支持革命的工人政体，才能得救”。（38）同年3月8日他又在《新世界报》上谈论建立工人政府的问题，认为只有“这个工人政府将运用国家政权的全部工具，以便提高、教育和联合城市及农村中最落后、最愚昧的劳苦群众”。（39）
    从这些言论中，人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仍在变相地鼓吹1905年革命时期帕尔乌斯所提出的那个口号，即“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因为托洛茨基仍然把农民看成“最落后、最愚昧的”人，忽视农民在革命政权中的作用和地位，主张建立纯粹的“工人政府”。而列宁在《论策略书》中则指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口号的危害性。列宁说，当时“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除开不算）”。（40）与托洛茨基不同，列宁在这里明确肯定了农民在革命政权中的重要地位。
    可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在二月革命时期和这次革命以后，托洛茨基在对待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帝国主义战争、俄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和革命前途等问题的看法上基本上接近列宁的观点。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在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表示赞同列宁关于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四月提纲》，逐渐向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靠拢。他先是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区联派”（41）组织同布尔什维克党合作，而后又带领这个组织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这次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然，我们不应当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的政治活动（其中包括他在俄国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言论和活动）中是犯有“非布尔什维主义”的错误。但列宁曾在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这种“非布尔什维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42）在从1905年俄国革命到1917年二月革命这段时期里，托洛茨基是发表了不少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言论，但总的说来，他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员，是革命营垒中的人，不是革命的异己力量，他同右翼孟什维克是有区别的。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的功过问题，则不是本文所论述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