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水东引还是和平共处
    一定的外交政策，总是基於一定现实利益的需要，并为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格局所制约。道威斯计划究竟是囿于社会体系的势不两立而挑动德国去反对苏联，还是为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复兴而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我们评价该计划的又一关键。
    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对立体系的斗争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十四国武装干涉苏俄是这一矛盾尖锐化的反映。但到二十年代初，随着苏维埃政权走向巩固和西方世界矛盾扩大，这两种社会体系之间的斗争也发生了变化。西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先后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斯大林在总结这一形势时指出。“资本主义世界正被许多内部矛盾腐蚀着。这些矛盾使资本主义软弱无力；同时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社会主义世界却愈来愈联合，愈来愈团结。因此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暂时的均势。这种均势结束了侵犯我国的战争，并且开辟了苏维埃国家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阶段。”斯大林还特别提到两件事实：第一，作为欧洲债权国的美国不希望欧洲爆发战争。第二，资本主义的欧洲不愿意失去庞大的苏联市场和原料产地。他认为“这两件事实对我们由战争时期进入和平共处阶段也有影响。”（11）
    二十年代初期国际关系的这一变化说明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对立体系虽然在本质意义上是对抗性矛盾，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之间的斗争能够采取非对抗的形式。战后欧洲迫切要求复兴资本主义经济，而苏联拥有庞大市场和原料产地；双方力量对比又出现某种均势；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也需要欧洲安定；西方和平主义思潮则广泛影响欧洲各国广大阶层的社会心理。这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制约着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对苏政策。在这些因素基础上产生的两种体系间的和平共处，实际上都基于当时各自的现实利益。可以说，西方更多的是从经济上盘算，力求为本国垄断资本牟取更多的好处。而苏联则较多地从政治上着眼，以便“使短促的喘息时机变成整整的一个喘息时期。”（12）很显然，祸水东引论者对产生道威斯计划的历史背景的理解是失之偏颇的。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在客观上不仅顺应了战后欧洲人民要求重建家园，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时代潮流，而且也有利于西方世界与苏联之间的和平共处。
    作为这项计划主要发起者的美国，在当时执政的柯立芝政府任内（1923-1929），与苏联进行了十分活跃的贸易。苏联工业化高潮中所诞生的几十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就是用美国输入的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建设起来的。与此同时，为了安装和指导使用这些先进设备，数以百计的美国专家先后来到苏联各地工作（13）。硬把祸水东引论同当时奉行孤立主义原则，鼓吹“一切为了做生意”，并且正在经历着“柯立芝繁荣”的美国联系起来，这对人们似乎没有多大的说服力。
    作为道威斯计划支持者的美国，其对苏政策与美国也大致类似。二十年代曾担任过内阁首相的保守党领袖鲍尔温认为：“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可使德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据我看来，国际贸易最有利的方法是借德国的帮助去对苏联扩展贸易。德国过剩的工业品可以倾销于苏联市场，从而可以取得它所需要的款项，使我们可以支付我们欠美国的债务。而德国大批出口货也不致向英国及殖民地倾销了。”（14）这段表白一方面固然反映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正是经济利益，而不是什么祸水东引，才是当时英国刻意追求的目标。
    苏联与德国的和平共处及贸易往来尤为突出。仅以1929年经济危机期间为例。当时德国整个对外贸易下降了60％，而德苏贸易却在继续增长。它所造的机器零件和各类汽车的25％，各种工作母机的50％都是运往苏联的。事实上，魏玛共和国与苏联在政治上的关系也是比较友好的。这种由1922年拉巴洛条约所开创，又为1926年柏林条约所巩固的友好关系，当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一致，而是基于现实的动机。“德国处于东西方之间的地位是一个玩弄两面手法的机会。它们的外交政策在于与东方拉拉扯扯，为的是从西方勒索到更多的好处。反过来也一样。”（15）所以德国当时并没有，也不会愿意为别国去充当反苏突击队。
    斯大林在1924至1925年道威斯计划实施初期所作的一系列讲话和报告中，实际上也从未指出过该计划有什么反苏的政治目的。在联共（布）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斯大林曾揭露过该计划要使德国获得苏联市场，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祸水东引。只是到了后来的美苏冷战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道威斯计划才成为美国经济绥靖，祸水东引的罪证。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显然是历史研究所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