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朝鲜战争结束50周年，50年来，研究朝鲜战争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对于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所受到的影响、日本政府如何利用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机遇，一般只是从某个方面孤立地加以分析，缺乏系统性，因而往往有以偏概全之倾向。本文拟就朝鲜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日本政府如何因应、做出有利于日本国家发展的对策做一全面的分析，以期对日本的崛起之路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一、日本获得了恢复国家主权的良机
    日本外交政策非常现实，那就是强权第一，这种现实主义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最大特点。日本这种只有务实的民族主义、没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亦即机会主义的外交政策在朝鲜战争期间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尽快摘掉战败国的帽子，重返国际舞台。吉田政府认为，日本是被美国独家占领的国家，不像德国是多国占领，而且联合国也受美国的操纵。因此，要实现对日本最为有利的媾和条件，就必须奉行以美国为中心，全力依靠美国的媾和方针。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一方面必然使美国政府改变其亚太战略和对日政策；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对朝鲜战争做出怎样的反应，又是美国调整对日政策的重要因素，即日本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对策与能否实现对日本有利的媾和条件密切相关。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7月11日，吉田首相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日本国民非常关心围绕朝鲜的国际局势，应坚决排除妨害和平的行为；应协助联合国的行动，但处于占领之下的日本不可能给予积极的合作，只能提供运输等消极的合作；早日媾和的实现，与日本对朝鲜战争的对应相关。[1]8月19日，吉田又发表了题为《朝鲜的动乱与日本的立场》一文，声称：如果对北朝鲜共产党军队的侵略采取旁观者的立场，那只能是民主主义的自杀。美国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民主，已经以武力的方式介入，联合国也采取了实际的措施。伴随着“思想战”的“两个世界”的实力较量，作为民主主义世界一员的日本也应该是在战场上了。与其说是为了朝鲜的民主主义而战，毋宁说是为了保卫日本的民主主义而战。[2]（P228）吉田认为：日本的表态不仅是因为日本迟早要加入联合国，奉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联合国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控制的，既然日本是由美国独自占领，而美国又早已对朝鲜战争做出了明确的反应，日本的对外政策自然就应该以日美关系为基轴，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的军事干涉，以实现有利于日本的早日媾和。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为了扩大战果，美军要求日本政府派遣海上保安厅的扫雷舰队到朝鲜的元山等海域参加扫雷作业。吉田以“与联合国军合作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为由，决定应美军要求派出扫雷舰队赴朝鲜参战。吉田认为，他之所以采取如此的对策，是由于“日本尚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很难拒绝美军的要求；如果拒绝美军，很可能加深对于早日媾和持消极态度的美军对日本的不满，对1950年6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访日以来推进的对日媾和的进程，产生负面影响。”[1]我们知道，战后主导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主要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国务院主张利用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应尽快实现对日本的媾和，帮助日本早日重返国际社会。而国防部则主张严厉打击日本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潜力，反对迅速与日本媾和。因此，国务院几次提出对日本的媾和方案都被国防部否定。美国军方的对日态度及其实际上占领和控制日本领土的现状，决定了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严厉性，使日本政府早日实现媾和的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如何讨好美国军方，缓和其对日本的严厉态度，是日本能否实现早日媾和的关键。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吉田政府自然会答应美军的要求。事实上，日本的确收到了如期的成效。美国驻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巴克少将评价说：“日本特别扫雷舰队在朝鲜扫雷是对联合国军的支援，具有特别重要的国际意义。美国方面对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业绩评价很高，我个人认为，这将对日本谋求的早日媾和，产生良好的作用。”不言而喻，由于日本出动了扫雷舰队帮助美军，促使美国国防部改变了对日本严惩的观点。国防部与国务院很快就达成了关于对日媾和的一致方案。1950年11月，美国政府发表了对日“媾和七原则”。其中第一条规定：媾和并非全面媾和，只要是有意缔结条约的国家，意见一致即可。关于安全保障问题，第四条规定：在联合国未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之前，由日本和美国及其它国家继续保持合作的责任。关于赔偿问题，和约签字国放弃对日本的全部要求。[2]（P226）贯穿于七原则的核心就是把日本拉进美国阵营。[3]（P777）
    1951年1月，第二次访日的杜勒斯在29日与日本政府的会谈中说道，“如果媾和是在三年前进行的话，媾和的内容一定会很苛刻。但是在1951年的今天，联合国希望签署的是一个友邦间的条约，而不是一个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条约。”2月初，由于美国方面提出的媾和条约草案不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不对日本施加任何政治性和经济性的限制，日本因此而欣然接受。外务省条约局局长西村熊雄感慨地写道：“不禁被条约的宽大与公正打动了……由此而勇气百倍。”[4]（P66）由此，媾和的进度加快了。
    2月14日，吉田在第十届国会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宣称：“波茨坦宣言规定的是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的关系”，而“将来的媾和条约则希望把日本视为完全的独立国，以平等的地位来对待。”吉田违背了由波茨坦宣言开始的战后民主主义，企图把日本国民拉进美国阵营。[3]（P780）
    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新编制了NSC-48/5号文件，提出对日媾和的基本方针，要求与日本签订双边安全保障条约，援助日本发展特定的军事力量，将日本建设成为亚洲非共产党地区的兵工厂，把日本同共产主义国家隔离。为了加快媾和的进程，吉田内阁表示，日本的安全保障必须通过与美国的协调才能实现，日本“不能参与任何稍微削弱和孤立美国的政策”。除单独媾和条约以外，另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承认美军在日本本土驻防。[5]（P104-106）由于日本政府支持美国的媾和政策，单独媾和的态势也就基本形成。9月4日，对日和会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并于9月8日签订了《对日和约》。由于中国、越南、朝鲜等国家被排斥在和会之外，苏联、波兰、捷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因而实际上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日本的一个片面的和约。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恢复了国家主权。
    这样，日本政府依靠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植，通过千方百计地与美国合作，终于实现了早日媾和的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