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鲜战争为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实行了“战后改革”。解散财阀，摧毁了垄断资本长期的封建性家族统治，促进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打破了少数大企业对生产和销售的高度垄断，促进了企业在市场中的自由竞争；农地改革使自耕农急剧增加，为现代工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劳资关系的民主化，既提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保障了他们应有的基本权利，也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和社会的稳定。通过实行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动改革等措施，日本初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运行，必须有庞大的资金注入。当时日本的实际状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的生产力几乎被破坏殆尽：国土荒芜、经济衰竭、民不聊生，一副凋零的景象。无论是政府、银行、企业还是个人都没有多少资金。能够从外部向日本提供资金的只有美国，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敌对情绪很重，如果没有重大情况的出现，美国绝不会轻易对日本进行经济援助。
    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使其苦于萧条的经济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走出了困境。被日本经济界称为“神风”。[12]（P114）朝鲜战争帮助日本打好基础并使它再度充满活力。当时担任日银总裁的一万田尚登这样回忆道，战争“拯救了我国的经济界”。[2]（P234）
    由于日本离朝鲜战场最近，因此美国把日本当成了它在远东的兵工厂和前沿基地。日本的工厂、运输机关、劳动力等都为了美国在朝鲜的战争而动员起来。因实行道奇路线而出现的通货紧缩、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的状况迅速得以改观。由于美军特需的增加，纤维与金属成为畅销产品。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半年间，上述制品的价格上升了2倍多，其中生产化学纤维的东洋人丝、帝人的利润率超过了45%。丰田公司更是因特需而重获生机。1949年，丰田的卡车、轿车的生产开始恢复到年产10824辆的水平。但是好景不常。1950年上半年，市场萎缩、销售一蹶不振，再加上通货紧缩，致使丰田公司1949年11月-1950年3月的赤字高达7600万日元。为舒缓困境，公司在6月9日决定裁员1600人。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丰田绝处逢生。7月31日，美第八军后勤部向丰田公司订购1000辆卡车，1951年3月1日又从丰田订购了各种卡车3679辆。《丰田汽车二十年史》这样记载了这段历史：“我公司正是因美军的订货而摆脱了危机。并且工人的罢工、骚乱也因生产的恢复而平息。”[2]（P234）1950年11月-1951年3月，丰田已经能支付年红的20% 。随着战争的进行，特需的规模不断扩大。朝鲜战争的第一年是3.3亿美元，第二年的金额与第一年基本持平，第三年达到4.8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的出口量明显增加，到1950年下半年就比上半年的出口额增长了55%。外汇储备也有了显著的增长，从1949年底的2亿美元增加到1951年底的9.4亿美元，增加了3.5倍。[2]（P235）由于上述原因，日本国内消费增加，投资扩大，战后“稳定危机”时积留下来的大量商品很快出售，生产随之上升，1951年国民生产总值已恢复到1934年的水平。吉田茂曾这样写道：“由于朝鲜战争的军需物资在日本订货，以及海外市场的全面繁荣，日本的商品输出有了飞跃的增加……朝鲜事变开始一年以后，日本工矿业生产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至于法人所得，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的两年期间，增加到三至四倍。”[13]（P70）日本经济界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一致公认：“如果没有50年代的那场朝鲜战争，日本绝对不可能在60年代成为经济大国。朝鲜战争至少使日本赢得了10年时间。”
    朝鲜战争不仅使日本几近崩溃的经济得以起死回生，而且也为日本通过减少甚至消除它对于许多国家的战争赔偿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开辟了道路。
    早在日本尚未投降的1945年7月26日，盟国在《菠茨坦公告》中就规定了日本除“可被准许保留足以维持其经济以及支付公正之实物赔偿的工业”以外，“以使日本武装再起之工业”一律拆除或充作赔偿。[14]（P74）国际上普遍要求严惩日本法西斯，美国在1945年9月制订的《初期对日方针》也明确提出，“凡是非日本和平经济或供应占领军所必需之货物或现有资本配备及便利，皆应移充赔偿之用。”[14]（P89）不难看出，美国在对日占领初期，是企图通过战争赔偿彻底摧毁日本的军事以及经济。同时，利用赔偿复兴日本的周边邻国，以便通过经济上的振兴、拉拢亚洲各国、制约日本，从而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基于这一思想，美国在占领初期所制定的一系列赔偿方案都明显地具有“惩罚”性质，也比较公正。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鲍莱方案把日本平时的工业能力削减了30%。但是，随着冷战的出现与加剧，美国的对日政策开始转变，由最初的惩罚与打击转变为扶植与振兴。反映在赔偿问题上，就是赔偿方案几经变动，而且越来越由“严厉”向“宽松”、由“实质性”赔偿向“象征性”赔偿转化，在赔偿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由最初的积极推进赔偿向极力阻挠赔偿、反对赔偿转化，以至于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后所签订的《对日和约》规定：“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向盟国支付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义务。”因此，“日本愿尽速与那些其现有领土曾被日本占领并遭受日本损害的愿意谈判的盟国进行谈判，以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盟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15]（P333-342）如此以来，决定日本的赔偿额及赔偿方式的主要因素不是日本在战争中给受害国造成的损害程度与范围，而是以不损害日本“可以生存的经济”为限度，把赔偿的主动权交给了日本并最终确立了以资本赔偿为主的赔偿方式。
    战争赔偿方式的变化与磋商对象的限定，使战争赔偿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战胜国失去了迫使日本赔偿的强制手段。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周边各个受害国以及对日作战各国纷纷提出了赔偿要求，其中仅东南亚国家就要求赔偿300亿美元。结果是，包括经济合作在内，日本仅以17.286亿美元就完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赔偿。对此，吉田毫不讳言地声称：“日本付出的赔偿，并非日本对被害者给予的赔偿，而是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一步棋。”利用自主的战争赔偿方式，日本把当时在国际上尚无竞争力的机械产品输出到东南亚，既为日本的重化工业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市场，又推动了日本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资本物资主要用于受偿国的资源开发，日本海外原料供应地随着赔偿的进行也逐步建立起来。这样战争赔偿不仅没有成为日本经济复兴的障碍，反而成为日本开拓海外市场、原料产地的契机，为战后日本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由以上论述不难看出，战后日本的崛起除了朝鲜战争提供的机遇外，还在于战后的日本领导人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战后美国强权下的和平所提供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制订了正确的国家发展战略，全面融入西方社会，不仅为日本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也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创造了“战败后再以外交反败为胜的例子”。
    收稿日期：2003-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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