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于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使英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重新活跃起来。面对日益发展的法国下层人民运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惯于尊重宪法及传习、反对革命飞跃的本性表现的分外明显，终于导致了改革队伍的政治分野。
    1792年，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组成的“人民之友协会”再次提出了实行选举权的改革问题。协会的领导成员明确提出：“我们希望改良宪法，因为我们希望保存宪法。”③从“协会”的宣言中可以明显的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子，宣言写道：“我国人民不愿以任何违法或不受宪法保护的活动来行事，同样不愿忍气吞声地屈服于弊端。就我们自己而言，在无政府状态与专制主义之间我们无所选择--我们不偏爱任何一个--我们决心遵循一种不偏不倚的策略。”④既要进行改革，又要防止革命，这就是英国资产阶级所遵循的基本路线。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工业资产阶级退出了运动，投入到统治集团的怀抱。1793年，当皮特政府向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挑起战争的时候，他几乎得到了所有资产者的支持。从此，英国改革运动的领导权落到了小资产阶级独立手工业者的身上，运动也就更加带有民主的色彩。
    工业革命到处都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当时，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手工工人仍然占很大的比重。即使是工厂工人，他们在不久以前也还是独立和半独立的手工业者。无产阶级队伍的这种组织状况，不可避免地使其带有某些前无产者的特点。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发生的卢德运动，就其内容来看属于反失业、反饥饿的劳资斗争，但就其实质来看，它是手工工人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而这恰恰是无产阶级不成熟的表现。因此，在它最初涉足世事的时候就参加了当时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运动。在运动中，虽然也曾提出过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但是，他们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1792年1月25日成立的“伦敦通讯协会”成为改革运动的核心组织。 它的创始人是苏格兰制鞋工人托马斯·哈代。“协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它受到潘恩思想的影响并带有很深的法国大革命的烙印。“协会”明确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我们承认并宣布我们是公民自由的支持者，因而支持生而平等的观点。我们认为这两条是人类的权利。”⑤在“协会”的奋斗目标中，除了要求男子的普选权和平等的代表权以外，更着重于劳工的权利。
    政府的镇压措施促进了“协会”革命倾向的增长。1795年夏，“协会”在宣言中写道：“甩掉一切不彻底的措施和不必要的恐惧；所有正直的人现在都应当出来说话，这是时代和国家的要求。难道我们不是人，难道我们要保持沉默吗？难道我们不是英国人，难道自由不是我们天赋的权利吗？……你们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自己。”⑥在它的影响下，曼彻斯特、诺里季、里兹、爱丁堡、布里斯托尔、设菲尔德、格拉斯哥等许多城市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1793年10月29日，在爱丁堡召开的各民主协会的代表大会，以“国民大会”命名，会上洋溢着同情法国大革命的热情，人们互称“公民”。大会通过了《关于下议院更平等的人民代表制以及缩短议员任期的决议》。
    民主力量的联合使英国政府惊恐万分。1794年5月23日，议会停止了“人身保护法案”的效力，皮特在说明采取的这一措施的理由时说：“国内越来越多地流行着危险的阴谋，目的是要消灭宪法，而用人权的理论来代替。政府、法律、财产、宗教以及英国人民所珍视的其其他制度，都有象法国那样被扫除的危险。但是各协会里最危险的是伦敦的通讯协会……它充满了雅各宾主义的精神，提出消灭富人为自己的最终目的。”⑦这时的英国政府，不论就对内或对外的意义上来说，都同样是一个战时政府。1799年，“伦敦通讯协会”被迫解散。
    三
    十九世纪初期，对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议会改革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推向付诸实施的阶段。这期间，英国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工业资本的不断积聚和扩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实力愈加强大，金融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所建立的联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工业资产阶级当它被工业革命推上社会财富的顶峰之后，愈加迫切地希望打破贵族对政治的垄断，而要求成为政治上的第一等级。1815年土地贵族操纵议会通过“谷物法”以后，直接影响到工业资产阶级的利润和国内市场的扩大，也阻碍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海外扩张。这时，“仍然留在贵族手中并且被贵族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的政治权力，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⑧工业资产阶级与贵族寡头统治集团以反对下层雅各宾主义为目的的联盟开始瓦解。其次，对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带来了生产的下降和物价的暴跌，使成千上万的工人流浪街头。三十万的士兵复员进一步扩充了已经相当庞大的失业大军。1760-1815年间的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成群结队的农民流入新兴的工业中心，同就业工人展开竞争，更加剧了工人的困难处境。
    伴随着1815年前后的骚乱而来的是群众认识的提高，开始出现了争取议会改革的激进派报纸和激进派俱乐部。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把工人群众从卢德运动引向议会改革的斗争。它向工人群众指出：“唯一挽救的办法就是在下院或人民院进行一个改革，给所有直接税的纳税人以投票选举权，并且议员要每年选举一次。除此而外，再无其他办法了。”⑨汉普顿俱乐部成为工人们讨论议会改革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