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司马迁的思想，较为复杂。他从经济史方面总结出一个唯利史观，深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说。而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富成为各种人的目的。他说出经济的重要性，富才能强国，富才能发家，富才能行德，富才能扬名，富可“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富可使风俗改变（19）。
    他从政治史方面，总结出一个唯势史观，说：“夫以汲（黯）郑（当时）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20）但司马迁是很反对这种世俗传统势利观念的。司马迁认为政治是没有多大是非可说的，所以肯定庄子的话后，说：“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21）只要窃得国家政权，包括仁义等等什么都有了。
    他是非常钦佩和称赞任侠在民间为人鸣不平的，概括来说：一、任侠非常需要。如“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士穷窘而得委命”，“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二、言行相称。如“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三、损己利人。如“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自己“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已之私”。四、只问是非，而不问亲疏。如郭解姐的儿子，强迫人饮酒，被杀，郭解认为“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他不为外甥报仇。五、自责不怪人。如郭解自我反省道：“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以上三者可以看出：墨子、游侠都是只论苦乐是非，而不论亲疏人我的。六、不自矜其功。如“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七、任侠与儒教对立。如“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八、司马迁独敢与皇帝唱反调。许多任侠因与朝廷对立，被汉文帝、景帝、武帝诛死，而司马迁却特为游侠单独立传，颂扬他们。九、我读《史记》一书，从未发现有一篇象《游侠列传》这样不厌其详地反复称赞纪传中人物的。司马迁赞美游侠为“盖亦有足多者焉”，“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闾巷之侠，脩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私义廉絜退让，有足称者”。任侠既是出于墨家，表扬任侠，也就几乎等于表扬墨家。司马迁的思想主要近于哪一家，这就不言而喻了。
    三
    三十年代我在南京国学图书馆读历代文集，顺便草作了《中国史学批评史资料索引》，并曾略加评语。现选出关于司马迁的一部分附于篇末，既可补本文的不足，也可供读者参考。
    古来有误认司马迁为极尊孔子者，如清王应珪、刘鸿翱、陈作霖等人，都是很荒谬而不合事实的。胡应麟对各史书评定等第，认为《书》、《春秋》是上等，《左传》、《国语》、《史记》是中等，《汉书》、《后汉书》是下等；《三国志》不与，范晔殁后，“史才绝”（22）。这也不对。清初姜宸英认为司马迁作《孔子世家》，并非尊孔子，只是以其与诸侯同尊周（23）。陈沣认为这是司马迁以孔子比周公。我以为，世家者世其家也，这是孔子不同于诸子百家的地方。
    又有混君权与历史为一谈，甚至认为君权高于历史，历史就是君权史者。例如，明缪昌期并称天道、君道与史为三权（24）。甚谬。史权与君权实不两立，古来只有君权下的历史而没有史权下的君主。宋杨万里、清邓廷罗等批评欧阳修隔代修《五代史》，对一切君主“皆冠以圣”（25），“予朱温以太祖”（26）。甚是。就此而论，欧阳修一类史家真不失为家奴史家。李光地以司马迁纪项羽为非，班固传王莽为是（27），是非未免颠倒了。《汉书》是断代史，不列王莽于本纪，已属勉强；《史记》是通史，怎好不把项羽、刘邦并列于本纪呢？这主要原因，也在于李光地是王朝家奴之一。
    对于《史记》的评价，以鲁迅称司马迁为史圣，最公正。
    叶适讥司马迁为好奇，采次异闻（28）；冯班说司马迁最不好奇（29）。我则认为司马迁是好奇的，但决不至于奇出信史实录之外。《史记》当然不可能全是信史实录，这不能苛求司马迁。
    说到司马迁与班固二人撰史的异同得失，古来大抵有三说：马胜班说，班胜马说，各成其说（30）。我同意马胜班说，因为：一、思想方面，马在武帝统治下，又身被腐刑，尚且敢于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真是胆识俱全；班远在武帝以后，仍认儒家优于诸子百家，而大倡三纲旧传统思想，比之司马迁，真是相形见绌。二、史料方面，《汉书》太初以前袭司马迁，以后袭刘向父子，叙传袭迁兼袭道（31）。古来公开抄袭他人大量著作者，无过于班固的《汉书》。三、文学方面，班不如马的生动活泼、雄深雅健。章太炎认为《史记》不如《汉书》之简，当然是事实；但简而不明，往往有太简之病，就是失而不是得了。
    司马迁为什么独能写出《史记》而为后代史学家所不及？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一、学问广博。他为史官，有当时最集中的皇家图书馆藏书可供阅读。二、实地调查。他在青年时期就到东西南北许多地方亲身调查考察。三、社会因素。当时中国封建社会正处于上升阶段。四、个人遭遇。他很不幸，而被腐刑。五、很有史才。在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流的。六、胆识双全。他有进步的思想和较大的胆量。这是他成为“中国史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总的看来，中国历代史家、史书都很多，但论史识史德史才史学四长兼而有之的却只有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都谈不上史识，李贽也谈不上史才；至于谈不上史德史学的史家，那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