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世界历史出现了美国与苏联两种样式的“黄金时代”，并推演出两种国 策性路径。两者历史进程不同，主旨色彩各异，但在经济、社会与政治过程三位一体的 交互效应上，却折射出相反相成的哲理。深入地开掘其这一哲理的内核，乃是特定国家 优化21世纪国策的一种战略性获得，从而更有益于走向未来的大千世界。
    一、时代性站位：20世纪美苏的“黄金时代”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美苏两种样式的“黄金时代”，其突 出价值在于“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两者如何在国策运作中“辩证”地牵手， 以求携“手”共进。应该确认，这是一个永恒未解的难题。然而深入地研究显示，美苏 国策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性站位，为求解这一难题，从不同路径做出了旧题新解，并 令世人常解常新。
    美国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所谓的美国“黄金时代”，特指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社会； 其标志是“经济繁荣是空前的”，并将在这里“最后战胜贫穷”；具体是指华伦·G.哈 定、卡尔文·柯立芝、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先后执政时期。美国历史学家一般认为， “这三届政府在美国历史上构成了一个时代”。事实证明，这个所谓经济发展的“黄金 时代”，却是个“投机发财”的时代，更是个“疯狂的20年代”。“对投机商、做股票 生意的人和巧于钻营者说来，20年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1]（P231）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典型的“泡沫经济”时代。它尽管其 后危害惨烈，但在彼时彼地却是光点闪闪；更重要的则是另一种色彩的“界碑”。“美 国经济政策从30年代大萧条之前到罗斯福再到里根似乎画了一个圆圈”，“这个圆圈从 罗斯福到里根及里根以后的这一段弧”[2]（译序，P3）的引发与开启恰是基于这个“黄 金时代”。“大乱”引出“大治”，美国经济政策随后几经调整，为其真正的黄金时代 奠基。
    国际事务专家所说的苏联“黄金时代”是指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俄国，即实施列宁提 出的“新经济政策”（Новая з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алитика）时 期。甚至西方斯拉夫事务专家一般也确认，“列宁的苏维埃俄国”，“开创了光辉灿烂 的新世界”；“战后第一个10年仍然不失为苏维埃历史上最自由、最丰富多彩、最富有 创造力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经济与文化方面”恢复十分迅速，“表现了非凡的延 续力量”；在这个“黄金时代”里，“工人平均生活水平已超过革命前夕，而农民生活 水平比已往任何时候都好”。[3]（P105，145）
    在三年国内战争期间，苏维埃俄国推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经济社会领域 实行绝对的控制；相对于这项政策，“新经济政策”则是相对的自由与灵活。后者对前 者是个180度的大转折。20世纪30年代初期，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面世。在国策上， 斯大林体制对“新经济政策”的转折，也近于180度；随后苏联几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无非是在前者的“院内”盘行，直至在震惊世界中解体。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黄金时代”是“看不见的手”在呼唤着“看得见的手”，而 苏联的“黄金时代”则是“看得见的手”在捕寻着“看不见的手”。在世界历史上，它 可以被认定为“20世纪20年代现象”。两者的合成，就是当代世界各主要国家在探索的 宏观控制与微观灵活的国策难题。
    优化国策，首先要注目于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经济效能、社会张力、政治生态 融为一体，即把经济→社会→政治过程“三位一体”化，这是国家战略整体到位的核心 要素。本文基于这一机理以解读美苏两种样式的“黄金时代”。
    二、经济：在否定中创造肯定的宏观审视
    经济是基础。经济→社会→政治过程“三位一体”化，即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认 定：一个好的经济政策，必须同时是一个好的社会政策，因此才会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经济还是全方位的基础。经济的集中与分散，社会的统一与自由，政治的集权与分权 是辩证统一体。在国有经济存在条件下，集中、统一、集权是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分散、自由、分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每个国家都在集中与分 散、统一与自由、集权与分权上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最佳结合点。其中，经济是核心， 就是把经济基石的厚重性、社会张力的整体性与政治生态的关键性溶为一体。因此，雄 心大志要从经济这个全方位基础做起。
    依据经济是基础、是核心的命题，20世纪20年代美苏两种样式的“黄金时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各自单一地把“市场”或“计划”机制绝对化；即前者把“自由放任”绝对 化，后者则把“高度集中”绝对化，两者都没有在否定中创造肯定，结果被自身的绝对 化所否定了，令国家险象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