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空间感与细密度的国策整合
    如果说，美苏两个“黄金时代”从两个不同端点在经济上提出了“计划”与“市场” 的问题，那么两者却在社会事务上提出了豪富与赤贫间的控制尺度的共同性课题。近代 以来的世界一再表明，经济失策，必然导致社会失控。从特定角度观察问题，马克思的 《资本论》是论证资本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政治总进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资本 经济与社会自由放任运行的总图谱。时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出现了“经济--社会史 ”（Economic and History），其代表人物认定“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首要动力，同 时又确信社会和经济的同步发展具有更大的重要性。”[8]（P21）大体同期，意大利出现 了社会是一个具有平衡性系统的社会体系的重要命题。
    20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与社会中所提出的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要探索宏 观控制与微观灵活的有效机制。20世纪20年代，美国与苏联都有“1/3的穷人”问题， 而在80年代中期前后都有35岁以上女性中有2/3离异的现象；它昭示了社会与经济同步 的复杂性、重大性与尖锐性。
    苏联农业经济在加速骚动着社会险情。1928年，个体农民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9 7.3%，集体农民占其1.2%（其中0.7%处于松散状态），国营农场占其1.5%；集体农民人口 占全国人口的2.9%。[9]（P502）由于政府经济政策失误、失策、失控，全国2/3的贫农出 租了所有土地的3/4，[10]（P96）在全国农村租赁土地户中，富农户租赁了全部出租土地 的30.5%，中农户租赁其60.5%。为此，富农经常雇佣大批量劳动力，占其当时全国农村 雇工的51%，占全国农户35%的“力量单薄户”（即“赤贫者”）的农民无法进行生产。[1 1]（P50）
    此时农业人口占全国居民总数的80%，其中相当批量的农户是贫困户或赤贫户。1925年 5月，全苏第3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国民经济的利益要求采取一切措施，迅速 巩固和提高农民经济，以便增加他们的收入；代表大会同时宣布，不得用“行政办法” 反对富农，并强调“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在实际上帮助贫农和中农的方针，使其改善他们 的经济状况。”[12]（P789）事实与此完全相反，在机器供应、贷款分配方面，富农冒牌 的合作社享受着合作社的一切权利和优待。又由于在工业领域推行的“租让制”与“租 赁制”失策，1928年，苏联职工总数为1160万人，而失业人数160万。在全国农村，191 6年有饥民1400-1500万，1926年却高达2400-2500万人，以至政府被迫动用武装阻挡农 民流入城市。[13]（P237）
    20世纪20年代，苏联露天市场极度“繁荣”。继前期没有货币、没有市场以后，中经 政策大转折，全国顿时工商自由市场丛生，投机倒把滚动，整个社会犹如惊动过的蜂房 ，混乱异常。
    全国城市失业大军和“过剩的农民”、穷人和富人都交织于商业的网络中。由于商业 运作的混乱与各地物价差额颇大，助长了长途贩运或投机倒把的社会热潮。国营商业网 有8个环节，1俄尺花布在其第1个环节，即厂家出厂价格为36戈比，而运至其第7个环节 ，即“地方供销总店”则为77戈比。[14]（P93）第8个环节是商店，各地价格不一，造成 商品价位累积性增加。同样在1924年，在图拉市，1普特小麦可以换得6俄尺花布，而在 顿河地区只能换得1.5俄尺；在后者1普特小麦只能换4.5俄斤车油，在察里津却能换15 俄斤车油。[15]（P35）这类暴利驱动人们在自由市场上东奔西突，“耐普曼资产阶级分 子”，即“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暴发户成为社会“明星”，他们令小款盲动，小款令穷 人骚动。生产领域的工人成了“无产者”，投机倒把者成为“耐普曼”。随之而来的是 ，社会阴影伴随经济反差而日趋浓重。
    无序经济泛起了社会的污泥浊水。在理论界，诸如《在革命的名义下》之类的论著， 攻击新生的苏维埃社会，其中多篇竟由中央大报向全国读者推荐。文艺界更是首当其冲 ，色情、凶杀，低级下流之作充斥全国，上映影片的80%为黄色影片。至于柯伦泰式的 “女权运动”与躁动全国的所谓“红色热恋”，自诩“造家庭的反”，追逐“共同的性 生活”，膨胀以自我为中心的放荡主义。12万神父在全国各地搞起了“活教堂”，无孔 不入地散布苏维埃政权的垮台是“指日可待”的“神话”。[16]
    20世纪20年代，商业及与商业紧密相关产业的大肆炒作是美苏“黄金时代”的底盘。 美国重在楼内的股票投机，苏联则重在露天中的倒把贩卖；前者是金融交易，后者主要 是以物易物。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在经济危机中引出了严重的社会危机，造成了国家全局 的无序状态。在鉴于此，罗斯福在美国实施了“新政”，开始构造“两头小，中间大” 的经济社会结构；苏联则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开始推行斯大林体制。二次战后初期 ，德国综合了美苏相关启迪，以经济与社会为双轴，构建并奉行“社会市场经济”，昭 示了经济与社会同步运行的国策效能，为世人特别地注目。
    两个“黄金时代”表明，“经济泡沫”会叠加式地制造出“社会泡沫”险情，它既重 创经济，又毒化社会，两者合流酿成不同色彩的政治险情。
    历史一再显示，社会思潮是一种状态、是无形的力量，更是一种权力。一般认为，公 有制培植左翼的基础，私有化培植右翼的基础；一旦国策失控，那将是左翼溃败，右翼 膨胀，社会不断地走向中间。在通常情况下，庸才之辈，把社会推向左的一边，公众把 他们看成是主要危险；创意人物把社会推向右的一边，领导者把他们看成是主要危险。 抑制两个相反的极端，就是求取“中介”性的最佳结合点。在经济社会的豪富与赤贫问 题审视上，既要有宏观的空间感，又要有微观的细密度；前者，宛如美国重在发展“中 产阶级”的经济社会结构，后者犹如德国控制通货膨胀的计量市场与社会系数的“刻度 盘”，它在计量制约中，避免了该国社会传统的要么“社会决定一切”，要么“市场决 定一切”的绝对化观念。国策的宏观与微观，要以“大”揽“小”，以“小”涵“大” ，两者相机制导，进而力求空间感与细密度的国策性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