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结构优化与领袖群体的辩证分析
    美苏两个“黄金时代”因果关系助推人们探究体制问题。结构的优化是根本的优化。 结构，或者体制（英文的SYSTEM，俄文的СИСТЕМА）的细分相当复杂。按照对复杂 问题进行简单处理的哲理，所谓体制或结构都是纵横交叉的十字形态，小至人体，大至 世界，概莫能外。一部世界史，乃至于国际关系，均为纵向历时态与横向共时态的纵横 交叉的动态结构。在20世纪世界历史上，苏美两类“黄金时代”的归宿从两向侧重性上 展开纵横交叉这一空间感的理性价值，及与其相顺应的政策“细密度”的求索。
    在国家宪政机理方面，任何国家都面对“上”与“下”、“大”与“小”的纵横问题 。相对的解析，苏联宪政侧重解决“上”与“下”的关系，而美国宪政重在解决“大” 与“小”的难点。一般观察认为，苏联解决的是“历史问题”，即先有中央政府，后有 地方政府，并在前者对后者的控制中建立起中央的权威。美国当时解决的是“现实问题 ”，即美国先有“地方主权”，后有联邦，也就是中央政府。
    马克思阐明：“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17]（P70）在国家宪政上，美国 的核心就是矛盾，解决矛盾的理性选择是宽容，在矛盾与宽容的审处上，其“宪政”主 要是“限政”。所谓“宪政”是实施“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的“双重分权”；所 谓“限政”，即在联邦与州均实行“三权分立”，以权力制权力，达到动态平衡，“合 众为一”。在世界宪政史上，美国宪政具有独特的评价。美国体制在政治运作上，着力 于矛盾与宽容的互动、政府与公众的互动、体制与政策的互动，以及政治家和公众的责 任与荣誉互动。与“北美”相比较，南美一个致命的要素是“不称职的政府”；众所周 知，前者结构是基于资本主义“酵母”，而后者则是基于封建主义“酵母”。
    沙皇俄国是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求实地分析，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的母体，既 有少许的资本主义“酵母”，还有更多的封建主义“酵母”。由此可知，在这里开创社 会主义大业的复杂性、艰难性与长期性。
    世界斯拉夫事务专家基本一致认定，以列宁为首的政府是社会主义苏联历史上最佳的 人民政府。与上述看法几乎完全相反，列宁却严肃地指出：“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 相反，这一个被我们称为自己的机构的东西，实际上还完全同我们格格不入”；列宁提 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 关。”[18]（P629）这个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政府的一个突出的病灶是机关臃肿，冗员 充斥，官僚主义缠身。列宁亲自考察认为，国家各类委员会（部）有120个，“真正有用 的只有16个。”[19]（P272）愈精减机构，机构愈臃肿。在莫斯科的国家与市级机关，19 18年8月为231000人，经过精减后的1922年10月，却高达243000人。[19]（P355）在那些 委员会里，被列宁斥之为“乱七八糟，一塌糊涂”，99%的共产党员不适合已担当的领 导职务。时至当前，世人才深知这是一种“结构病”。
    初步的解析显示，马克思所赞赏的“北美”这个“现代国家最完善”之处之一，很可 能近于1863年11月19日，美国林肯总统的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所提出的“政府永世 长存”的“责任”是基于“民有”（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民 享”（for the people）的民主动态进程；而不是“官有”、“官治”、“官享”的政府 。制度创新必定与时俱进，相关国家将早日实现马克思所阐明的“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 人民管理制”。[20]（P366）
    关键在于人，在于人的现代化，其中国家级领导群体在其经济社会事务中处于核心方 位。
    领导是创造，管理是服务。领导是从远见卓识到真正承担责任的立体化创造。从这个 角度审视，马克思对林肯总统的评价特别值得注目。马克思对林肯的评价是：“这是一 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 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人物……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21]（P108-109）
    大树倒下方知高。就总统的品质与境界，美国历史学家与政府学家普遍认定，20世纪2 0年代三位共和党总统在“政治生活中道德水准低下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哈定任职期 间，“全国疯疯癫癫”，“各种道德标准五花八门”，“俄亥俄帮”在“小绿宫”的总 部，“政府的肥缺美差都在这里进行交易”。[4]（P255，260）柯立芝是个“生活在巴比 伦的清教徒”，他在奢侈、放荡的年代入主白宫，取消了哈定式夜以继日的酒会与白宫 的牌局，但“当时整个国家的人仍是如醉如痴地酗酒，黑酒店猖獗（此时“禁酒”）、搞 女人与设法投机发横财”。他对此却“无为而治”地“沉默”。[4]（P265，266）至于胡 佛，他的一生是从穷小子变成富翁，而在他执政期间，却把美国从富翁变成穷小子。20 年代的总统在品质与境界上之低，在美国也是“罕见”的。而随后的罗斯福总统则实践 了从远见卓识到真正承担责任的战略对接。
    在苏共历史上，列宁式的领袖群体颇具创意。“列宁对构造其领袖群体机制的独到贡 献，是‘三维组合’；其运行机制是民主集中制。”20年代初期列宁病重，于1924逝世 后，“斯大林变列宁领袖群体的‘三维组合’为‘一维’随意运转”，即实施“个人决 定一切”的机制。[22]（P249，252）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共高层多是在专断中 带来混乱、在冲动中引发腐败，在激情中制造缺憾，惟独没有科学的决策。
    1929年末，斯大林在全国城乡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在党内大张旗鼓地进 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经“清党”，1929年以后，在一些地区半数以上的党委书记 是该年入党的；1925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仅占党委书记总数的1/4。[23]（P357）细密的计 量系统分析表明，以20年代的初期、中期、后期为三个时段，按照中央、地方、基层的 三个层次，苏联党政干部综合素质依次急剧下降，其“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曲线图” 甚至呈近于“直线下降”。[24]（P202-225）
    20世纪20年代美苏两类“黄金时代”均引发了经济危机与社会险情，并引出了国策性 调整；它体现了经济社会运行中政治的关键性。历史证实，两种国策性调整从两个方面 折射了经济结构与领袖群体相机良性运作对其政治效能展开的重大性。而政治的集中体 现，就是把远见卓识与真正地承担责任辩证地聚合为有序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