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年，英国爆发了夺取政权以改变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较早深入农业和农业革命的开展这个重要特点，决定了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即新贵族在这场革命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专政是这场革命反复尝试而终于确立的治理形式。这次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王权，从而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加速农业革命奠定了政治基础。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英国的确立，加快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步伐。新贵族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12）。十八世纪，国家政权使圈地形式的农业革命从非法的、私人的暴行变成合法的、空前规模的吞噬自耕农的土地。议会通过的圈地法令越来越多，一七○○--一七六○年为二百○八件，一七六一--一八○一年为二千件，一八○二--一八四四年为一千八百八十三件，共计颁布法令四千○九十一件。在这些法令的支持下被圈的土地达六百多万英亩（13）。这些被圈的土地已经不是象从前那样主要用作牧场，而是主要作为采用新技术的大农场，从而形成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和租地农场经营方式居于优势的格局。据一八五一年调查材料统计，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总面积为二千四百七十万英亩，其中经营面积在一百至五百英亩以及五百英亩以上的大农场约占78.2％，经营面积在五十至一百英亩的中等农场约占13％（14）。大地主只有少数几千人，租地农民约二十五万人，农业雇工约一百二十五万人（15）。关于租地农场主，马克思指出：“就‘范畴’的意义来说，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一样，也是工业资本家”（16），即生产谷物和肉类的资本主义工厂主。
    经过漫长的、疯狂的、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地对农民的剥夺，加之大量的海外殖民成为英国统治阶级战胜农民阶级的一个有力武器（从十七世纪初算起的二百多年间，对外移民竟在五百万人以上），最后自耕农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英国消失了，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这样，以圈地形式开始的农业革命前后历经了大约六个世纪，并伴随农业技术的革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农村土地集中程度为欧洲首屈一指，并形成了大地产制度的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结构。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引用的材料，一八五一年真正的农业工人为1,241,269人、牧羊人12,517人、租地农场主及其家庭成员216,851人（17）。至此，英国农村的资本主义改造也就接近尾声了。
    应该看到，以圈地形式开始的农业革命历经四百年并未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得到大规模地改造，可是在十七世纪政治革命后仅两百年，国家政权就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居于绝对的统治地。因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18）。我们应牢记恩格斯的教导：“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19）在英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间互为条件，交互作用的有机联系也是不可忽视的，何况英国农村的资本主义改造还凭借了工业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而用工资雇佣劳动者去代替他们。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20）。
    （二）
    在英国，农业革命远远早于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同农业革命却大体上都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完成的，然而，没有农业革命提供的客观条件，工业革命是难于顺利完成的。当然，还是夺取政权以改变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保证了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工业革命的开展。一七六九年，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就颁布了破坏机器处以死刑的法令。 大家知道，圈地形式的农业革命，“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21）。加之，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等构成了英国原始积累的几个主要因素。国家运用政权和暴力，加速了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促成了雇佣劳动大军的形成，增快了资本的积累，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而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又为过渡到机器大生产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这样，到十八世纪中叶，反映世界经济发展要求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棉纱纺织业生产过程中展开。恩格斯指出：“珍妮纺纱机降低了棉纱的生产费用从而扩大了市场，给工业以最初的推动力”（22）。特别是蒸汽机的发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另一个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23）。它使人类在物质生产中摆脱了对自然力的依赖，也使纺纱机器完善，以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完全淘汰了手工纺机（24）。随着机器由机器来成批制造，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铜铁的开采、冶炼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革命虽然加速了农业革命，但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大多数的农村，还是滞留在后期的庄园制度状态中”，“还是守着旧时开放耕地制度”（25），即使在革命前就已大肆圈地的中部、东南部各郡仍保存着很多小持有地。这就表明，十七世纪的政治革命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英国的社会面貌。然而，工业革命却促使圈地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进行，加剧了小农破产，大农场扩展的趋势。据统计，工业革命前，一七○○--一七五九年，国会颁布的圈地法令仅二百四十四件，圈地也只三十三万七千多英亩。工业革命开始后，一七六○--一八一九年国会颁布的圈地法令增至三千四百六十件，圈地达六百三十三万多英亩，远远超过了以往几百年圈地数量之和。其中，尤以工业革命迅速开展的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更使圈地运动出现洪峰，仅一八○○--一八一九年国会颁布的圈地法令就有一千七百件，圈地竟达三百一十多万英亩（26）。地产的迅速集中和自耕农的日趋消失，也就是租地农场的发展和技术革新的过程。为了鼓励科学种田，一七九三年英国还设置了农业局。还是工业革命为农业提供了良好的农业机器和运送农产品的便捷手段，大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提高。马克思指出：“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27）。农场和工厂在一系列变革中结合起来造成了近代物质文明。总之，到十九世纪中叶完成农业革命时，“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28）。这与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以机器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大生产密切关联。列宁论机器在农业中的意义时指出：“一方面，资本主义正是引起并扩大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即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