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是一六四○年革命在经济战线上的深入，它“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30）。它不仅推动了农业革命的胜利，而且使机器大生产占显著优势，使“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31）。一七八六年，在曼彻斯特城只耸立着一个阿克莱特纺织工厂的烟囱。十五年以后，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已有五十家了，其中大多数都使用蒸汽机（32）。正是机器大工业生产，空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七七○--一八四○年的七十年中，英国工人的每一工作日生产率平均提高了二十倍。产品也随着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而成倍增长，煤的产量在一七○○年仅二百一十万吨，一八五四年增至六千四百多万吨（ 33）；铁的产量则从一七二○年的二万五千吨，到一八四○年增至一百四十万吨（34）；原棉的消耗量，一七○○年输入棉花一百四十万磅，到一八三○年猛增为二亿六千万磅（35）。工业生产力的分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兰开夏成了棉织工业的主要中心，苏格兰也出现了以格拉斯哥为首的新工业区。城市的发展标志社会的进步。随着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波尔顿、普累斯吞等新兴工业城市逢勃地成长起来，农村人口也大批地向城市迁移，从而加快了社会前进的步伐。一七七○年，曼彻斯特只有一万居民，到一八四一年竟达三十五万三千人，而伦敦人口也是八十年前的三倍。至使城乡人口的比例也急剧变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人口从一八一一年占百分之三十五，到一八四一年时仅占百分之二十二（36）。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从农业型人口结构，转向城市型的国家。
    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和发展，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乡村从属于城市”，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全国各个角落。这样，工业革命就从物质力量上和经济基础上保证了“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37）。
    恩格斯指出：“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38）它不仅使英国确立了工厂制度，取得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的完全胜利，而且使东方和西方的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英国成了“世界工厂”，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中取得了垄断地位。一八二○年英国占了世界工业总产额的一半，以后，它的比重虽然由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发展而所降低，但到一八五○年仍然占到百分之三十九。一八○一--一八五○年间，英国的出口额增加了六倍，而机器出口量仅七年（一八二二--一八二九年）中就翻了一倍多（39）。一八二○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百分之十八，一八五○年上升为百分之二十一。这时，英国成了世界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许多国家则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工业革命就是这样赋于资产阶级以巨大的生产力，使他们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建立联系，“开拓了世界市场，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40）
    工业革命不仅加速生产力的发展，是一次技术上的革命；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地位，又是一场改变社会关系的革命。恩格斯写道：“新生的工业能够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41）同时，人们的意识和精神状态，也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42）这样，“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43）。现在，自由主义、利已主义、个人主义，这些资产阶级特有的意识广为传播，“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44）总而言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意识也必然要取代封建意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45）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业革命的巨大作用又超过了十七世纪的政治革命。因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46）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的确立和发展，并非政治领域的变革所能实现的，虽然它推翻了封建专制的统治。然而，工业革命却以它特有的“平静”和巨大的威力，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⑥（47）因此，我们既要看到英国十七世纪的政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前提，又必须看到工业革命是一六四○年革命的继续。它摧毁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使资产阶级建立起“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48）正是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最终确立，使英国富甲天下。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势力显著增长。他们便仗持自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的统治地位，不仅日益“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49），而且对政权控制的要求也随之而加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它在建封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50）。在英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议会和政府一直被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所操纵，特别是土地贵族在议会中的统治到一八三二年仍有四分之三的议员完全或主要与土地有关。因此，国家政策往往维护土地利益而损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坚持执行谷物条例和航海条例、限制和禁止外国工业原料和农产品进口等。然而，矛盾的焦点则在于是否实行自由贸易。十九世纪初“一场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反对贵族和大土地所有者的运动”（51）。兴起，要求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飞速发展的上层建筑。大卫·李嘉图论证了土地贵族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地主的利益总是同社会中其他各阶级的利益对立的”（52）。他还阐述了取消贸易限制，实行自由贸易的至关重要。詹姆士·穆勒则揭露了土地贵族的独占统治和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宣扬“中间阶级”领导的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53）。进一步形成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成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大力量。一八三二年，代表着新的经济力量的工业资产阶级利用工人和手工业者要求政治权利的斗争，造成内战边沿的紧张局势，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受到严重威胁时，而资产阶级则采取专横、欺骗和奸诈的措施，促成贵族院终于通过改革法案，经国王批准正式颁布了《选举改革法案》。但是，受骗的城乡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仍处于无权地位。这样，由工业革命和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增长而引起的选举改革，取消了“衰败选区”的议员席位，二十二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各获得了两个议员席位；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城市年收入十镑以上的房产主、农村年收入十镑以上的土地持有者、年付十镑以上租金的长期佃农和年付五十镑以上租金的短期佃农都获得了选举权；选民的数量和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成年男子的选举人数从一八三○年的四十七万八千人增加为一八三二年的八十一万四千人，有十八万较富裕的城市居民根据改革法规定的财产资格获得了选举权。由此，这个法案在英国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变化，用恩格斯的话说，“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54）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突破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以后英国政治民主化和体制近代化打开了大门。诚然，议会的议席仍以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占多数，但改革后的“这个议会将使带有封建外表的古老英国变成按资产阶级方式组织起来的较现代化的国家，……将使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最后的胜利”（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