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革的呼声四起
    19世纪初的西班牙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工业主要是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 小型工厂，和当时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英、法两国相比，有着很大差距。在全国的300 多万自立人口中，贵族约40余万人，僧侣则为17万人左右，两者加起来，也只占很小的 比例。但他们却拥有巨大的财富：前者共管辖17个城市、2538个城镇和8818个村庄；而 后者则下辖有3个城市、402座城镇和1280个村庄。可以说整个西班牙都在他们手中。（ 注：P·维拉尔：《西班牙史》，法国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5、46页。）在农村则存 在着浓厚的封建生产关系。贵族拥有的土地多达1800多万公顷，而教会占有的土地则为 590万公顷，分别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51%和17%。而广大的农民则缺地或少地，或者根 本没有土地，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依附地位。（注：C·E·查普曼：《西班牙史》， 纽约，1927年，第414页。）天主教在西班牙享有种种特权。1808年时，全国共有3万个 修道院、1.9万个供弥撒用的教堂和近10万个各种等级的神职人员。教会不仅经济上富 有，而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具有很大影响，常能左右全国政局。（注：J·R·埃梅： 《西班牙独立战争》，巴黎，1973年，第13页。）
    19世纪初的西班牙可说是个赤贫的国家。自18世纪末起，国库便常年空虚，几乎每年 都是入不敷出。最初是年财政赤字1.5亿里亚尔，1797年便猛增至8亿里亚尔，1801年又 达到12亿里亚尔，1807年竟为70亿里亚尔，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从18世纪 初开始统治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此时已日趋没落。查理四世夫妇和他们的宠臣戈多伊首相 掌握着朝政，他们不仅独断独行，专横霸道，而且昏庸无能，闭关自守，拒绝一切革新 。此外，王太子斐迪南还和自己的亲生母亲、王后玛丽亚·路易莎长期不和，经常明争 暗斗，搞得整个马德里宫廷不得安宁。在国际舞台上，西班牙由于国力不济，只能追随 法国，充当拿破仑的小伙伴，卷入英、法两国争霸欧洲的战争，常被打得头破血流，严 重损害了本国的利益。
    法国大革命给西班牙带来了很大冲击，它唤醒了西班牙人民的觉悟。当时有人记叙道 ：在马德里“充满了即将暴动的征兆……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是法国人把那些不能管 理国家的老爷们赶跑的时候了，让他们来吧！我们很高兴接待他们’”。人民开始走上 街头，表达对腐朽政府的不满。1793年，群众在马德里街头集会，抗议戈多伊首相的专 横。1796年，马德里的洗衣妇公开谴责王后的奢侈无度，虽遭镇压，但却引起很大反响 。不仅下层人民开展反政府的斗争，而且上层社会也不时流露出不满的情绪。1807年， 卡斯蒂利亚议会公开抨击由戈多伊授意而颁发的一份国王训令，大声疾呼：“陛下！从 您长久陷在那里的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吧！是时候了，已经是您摆脱那两个缠绕着您的 微不足道的淫男荡女的时候了！”（注：伊·伊林娜：《哥雅评传》，美术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80页。），把矛头直指王后和戈多伊首相，表明波旁王室在人们的心中已威 信荡然，体面全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有识之士出来宣传进步的思想，鼓吹进行 社会变革。
    本笃会神父本尼托·热罗尼姆·菲依霍（1676-1764）最早出来倡导理性，猛烈抨击迷 信和愚昧的思想，他可以说是西班牙启蒙思想的最早倡导者。彼得罗·康波曼内斯（172 3-1802）是一位重农派经济学家，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他曾担任财政大臣一职达25年之 久，主张不能仅靠美洲的金银财宝来维持西班牙的生存，而应通过发展农业来促进本国 经济的增长。康波曼内斯在任内积极推行粮食自由的政策，加强了宗主国和美洲殖民地 之间的联系，使双方均能从中受益。他努力研究祖国的历史、法制和法律诸问题，反对 盲目仿效法国。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西班牙的教育事业一度很有起色。加斯帕尔·霍韦 利亚诺斯（1744-1811）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一生都为西班牙的改革事业奔走呼号，深 得人民的爱戴。他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一贯强调：“国民教育当然是国家的一项紧急 任务，任何一个乡村，任何一个市镇都不应当没有学校。任何一个穷人也不应当被剥夺 受教育的机会……促进国民教育是增加国家力量和荣誉的最简单的方法。”霍韦利亚诺 斯曾任法官，并曾在财政部供职，同时又从事文学创作和经济理论的研究。在经济思想 上，他最初推崇重商主义，后来转而拥护重农学派，最后则成为亚当·斯密的信徒。因 思想激进，霍韦利亚诺斯于1788年遭流放，期间创立了著名的“阿斯图里亚斯学院”， 宣传启蒙思想。1795年，他正式提出有关土地改革的备忘录，主张将教会的土地无偿分 配给农民，取消长子继承权，农村公社的土地则应出售给农民，并废除各种苛捐杂税。 （注：伊·莫·马依斯基：《西班牙史纲1808-1917》上册，三联书店，1972年，第19 页。）他的这一纲领得到了不少进步人士的赞许，但同时也招来反对派的仇恨与迫害。 他于1801年被捕，囚禁于巴利阿里群岛，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但他不畏强暴，公开致函 查理四世，庄严宣称：“压迫我这无罪的人，就威胁着全西班牙的无罪者；取消了我的 自由，也就威胁着我所有同胞的自由。”1808年半岛战争开始后，霍韦利亚诺斯才获释 ，随即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曾在中央洪他中供职，后因积劳成疾，于1811年去 世。
    何塞·曼尼亚诺（1728-1808）具有自由主义倾向，长期在政界活动。自1777年至1792 年的15年间一直担任首相职务，最后被册封为弗洛里达布朗卡公爵。其间他在政治上取 缔了耶稣会，并将耶稣会教徒全部逐出西班牙。在经济上则努力修筑道路，开凿水渠， 改善城市设施，颇有建树。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弗洛里达布朗卡公爵却成为一个道 地的保守派，顽固地反对在国内进行任何变革。
    彼得罗·阿朗达（1718-1799）曾受过启蒙思想的薰陶，和伏尔泰有过一段交往，倾向 在西班牙进行变革。他也在政府供职过，主张驱逐耶稣会教徒，但政绩不够显著。
    这样，在18和19两个世纪之交，正当西班牙社会历经动荡不安的时候，在思想界和政 治舞台上也出现了一批呼吁变革的有识之士。他们一般都受法国启蒙思想的薰陶，但所 宣传和鼓吹的却是“西班牙化”的启蒙思想，也就是并不停留在单纯介绍伏尔泰、孟德 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体系上，而是把外来的启蒙思想和西班牙的现实结合在一起，希 望能够借此推动西班牙社会走上变革的道路。
    一场意想不到的外来入侵从上到下震憾了西班牙社会，使本来受压抑的启蒙思想破土 而出，广泛传播，同时也为社会的变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