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中世纪的武士道，至今仍对日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说日本历史的每一页，无不浸透着武士道的痕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武士道这一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备受冷落、甚至厌弃，这对于日本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笔者曾于1999年在《世界历史》第4期上以“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为题进行过探讨，本文拟从武士道与日本民族性的视角进行探究，其中有部分论点、论据在上文中出现过。
    一、武士道的形成--东方优秀文化的吸吮
    所谓“‘武士道’乃是‘武士’的道德及行为准则”[1]。正如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其传世之作《武士道》一书中的解释：“武士道在字义上意味着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分而来的义务。”[2]
    武士道不是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而是武士实践的道德精神。它虽然是日本的专利，但并非如新渡户稻造所说，是日本固有的。武士道的来源与东方优秀的文化、尤其与中国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
    随着武家政治（即幕府政治时代，1192-1867年）的建立，反映武家社会中心价值体系的武士道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武士道一方面是武士集团在几百年杀伐征战的实践中，为调整和规范武士等级中主君与家臣、武士个人与武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对东方优秀传统文化“神”、“佛”、“儒”的营养吸吮和完美融合而形成。
    第一、神道教“皇国史观”给予武士道忠的灵魂。
    日本“神道教”的核心“神-天皇-日本”，即日本这一国家是神授予天皇表达意志的实体。“夫神道者，天皇之道”，就是天照大神之道，意思是说天照大神受授并传下来的，由皇孙（天皇）统治的日本之道就是神道。同时，把儒教中忠君报国思想结合日本的神道思想，提出天皇之尊严、君臣之差别，是万世一系的，永远不变的。神道“则其要有三焉，曰敬神、曰爱民、曰尚武。”[3]“敬神”即尊皇，“爱民”即行仁政或明名分，“尚武”即慕武尊，以武建基。神道教给与武士道以刻骨铭心的是：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以此对武士的傲慢性格赋予服从的美德。武士道第一德目“忠诚”的思想渊源就来于此。
    第二、佛教“生死如一”思想给予武士道人格修养。
    佛教传入日本后形成日本特色的佛教，与印度、中国佛教相比日本佛教最大的特点在于：（1）具有鲜明的护国主义思想，所谓“护国”就是拥护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2）强调信仰，简化修行方法，注重内心的信念和修行，称之为“顿悟成佛”或“见性成佛”。通过人格修养学会忍耐、自律、自省、宽容和克制自我的精神。（3）“生死如一”的思想，即以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恬静地服从，面临不惧，生死如一；（4）“恶人正机”说，主张越是恶人，更是佛拯救的对象，只要坚信佛，即使犯了大罪，死后也可往生净土，并能成为佛。日本佛教的这些特点，很受武士的欢迎，故自古以来就有“武士好禅”的说法。
    第三、儒教伦理观给予武士道最丰富的道德内涵。
    在漫长的传统社会，儒学一直是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意识形态。正如赖肖尔所说：“儒教对日本的影响大概比任何一种传统、宗教或哲学对日本的影响都大。”[4]对武士道影响最大的也是儒学，在“五伦”的遵守以及处事的智慧上赋予武士道正确的中心思想，武士道的正是从儒学中大量吸取营养而最终形成。《论语》中的“仁者必有勇”，《中庸》中的“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其中“智（知）、仁、勇”等都成为武士道的主要德目。武士自己学习儒学，办塾授徒讲授儒学，著书立说宣传儒学。如山鹿素行的《武教小学》、《武教本论》，中江藤树的《文武问答》，贝原益轩的《武训》等，这些武士道德目的教本，都是在儒教思想指导下写成问世的。
    德川时代日本结束了战乱与纷争，达260多年的长治久安。和平环境中武士不再征战，其主要社会职能和生活方式都发生变化，从过去单纯的军人变成了官员兼军人，开始学习文道。所谓“文道”，就是从“神、佛、儒”三者中吸取营养。这样武士就由过去的一介武夫变成了知书达礼，集文武之道于一身的政治群体。武士道正是在这个时期，大量吸吮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中神道教、佛教、儒教的思想、理论和伦理道德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尤其是儒家倡导的忠信仁义道德使整个武士形成了忠信相依，生死与共的共同体道德。这种共同体道德一旦与神道教、佛教所宣扬的天皇崇拜、护国主义等思想相结合，就生出了忠诚、名誉、武勇、礼仪、廉洁、朴素、勤学、忍耐等德目。
    “忠诚”，武士把忠看作最高的道德标准。把对主君的忠放在第一位，即使是面对生死抉择，也义无反顾，认为武士为主君牺牲生命是一种绝对义务；认为主从关系较之父子、夫妇关系更深，故有“父子一世、夫妇二世、主从三世”之说法。在战争频繁的武家社会，主君为胜利而战，武士为主君而战。只有忠才能博取主君的恩赏，只有忠才能扬名天下，只有忠才能保全自己和家人。形成武士道德规范的第一人山鹿素行就说过：武士必须“事君尽忠，究义详事而置身于后，守其位而不辱君命，臣之职分”。若不对主君尽忠，就是“盗父母之惠，贪主君之禄，一生之间唯终于盗贼之命。”[5]因而，武士道的核心是对主君忠，这个“忠”对日本以后历史的影响不可限量。
    “名誉”被看作是武士的第二生命。在武家社会，武士的“利”来源于对主君尽忠的“名”，有名就有自己和子孙万世的利。因此，武士对名誉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武士在战场上拼死奋战、不畏牺牲，其目的就是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他平时誓为主君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诺言。正是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武士在面临“死”和“名”二者择一时，会毅然选择名而放弃生命，坦然切腹也是基于珍惜名誉。所以，在武士道德标准中，武士一生的言行举止，以求名为起点、以惜名为归依，受求名的冲动所鼓励、受惜名的心情所控制。
    “武勇”和“义”都是武士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素质。勇就是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只有该活时活，该死时死，才能说是真勇。”武士自小就被严厉磨炼，以期养成一种刚毅、不屈不挠、大胆、自若、勇敢的精神。义和勇是一对孪生兄弟，同属于武德，是武士道德准则是最严格的教诲。“节义犹如人体之有骨骼，没有骨骼，头就不能端正地处于其上面。手也不能动，足也不能立。因此，一个人即使有才能、有学问，没有节义就不能立身于世。有了节义，即使粗鲁、不周到，作为武士也就够了。”[2]所以福泽谕吉说“自古以来，我们日本号称义勇之国”。[6]
    “礼仪”要求武士的言语、举止、应对、进退以及衣食住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和地位。“廉洁”则要求生活一向清苦、朴素的武士人穷志不穷。“朴素”要求武士的生活朴素节约、防止好逸恶劳。“勤学”武士自幼就接受各种武术训练，磨练战技，培养坚忍不拔的精神。
    以上可见，武士道虽是日本武家社会所创立的一种独特的日本伦理文化，是武家社会的中心价值体系。但它却是儒教和佛教日本化，并与神道教巧妙的结合、融为一体的丰硕成果，是日本人热衷于吸收东方优秀的异质文化，并使之在日本生根、结果、为我所用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