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武士道的嬗变--民族奋进的底蕴
    当武士道的向善、向美、向光明一方，即向幸福安宁的和平主义倾斜时，便转化为日本现代化、并创造人间奇迹的重要因素。战后的民主改革，武士道精神从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嬗变到民族向上的意识中去，成为民族奋进的底蕴和无穷的精神动力。
    明治维新后仅40年，便实现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继而又在二战后仅40年，从战争废墟上一跃而为世界排名第二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这些成绩的取得，除有利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环境外，武士道更是功不可没。在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最底的一层，最古老的一层，影响力最大的一层，就是武士道为主体的传统精神。“正因为‘武士道’精神之深入民间，才能使日本以蕞尔小国，在仅仅数十年间，从一个封建的、被动的社会，经过‘西化’的洗礼后，完全呈现另一种崭新的面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日本之拥有强大兵力发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又急速复苏，吾人可以确信，这背后都是因为它蕴藏着坚苦卓绝的‘武士道精神’，才有以致之。”[1]我国著名的日本史学家万峰教授也指出：“在二次大战后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份伦理文化遗产，作为日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要素的武士道德目，可以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了的文化、道德传统。在二次大战后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这一传统体现得最鲜明，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21]突出表现在四方面：
    第一、武士道的务实精神激发民族奋进。
    武士道注重实践、身体力行的务实精神，为日本国民将理论变为现实、创造人间奇迹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实践中产生的武士道，既是思想信仰，更是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准则。武士道的德目虽然很简单，在其他民族文化遗产中也不难觅寻，但是，由于武士强调实事求是、剑及履及的作风，所以作用极大。任何高明的理论，如果不把它实行出来，都不过是纸上谈兵，对国家、对社会都无益处。武士道不崇尚理论，轻视空谈、注重实行的精神，与日本善于从异质文化中吸取营养、善于学习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作风相结合，认为有用即价值，以实用主义为原则，采取拿来主义，将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付诸于行动，使理论变为现实。
    就是这种注重实践、身体力行的务实精神，为日本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靠保障。“武士道则不崇尚理论，而着重实行，这点最可供我们借镜。”与日本武士道的这种优秀传统相比“我们中国人坐而言的理论道德太多，起而行的实践道德却不能配合得上；日本的武士道恰恰和我们的情形相反，是针砭我们的一剂良药”。[1]
    第二、“忠”的观念进而形成“公司第一”的意识。
    战后，日本国民将对国家、对天皇的忠诚，直接转变为对公司、对企业的忠诚。员工自觉地把企业看作是“主家”，而自己的家看作为“分家”，按照武士“忠”的行动准则：主家的利益高于分家，分家的利益高于个人，为主君效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促使日本人在创造企业文化时，企业与员工的关系犹如“主君与陪臣”，企业犹如主君，员工就像陪臣。员工普遍奉行“公司第一”的信念，为公司的利益万死不辞，员工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勤奋地工作，在企业中像武士一样，任劳任怨地为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终身雇佣制度”也是在这种意识中产生奇特的效果，一旦进入公司，公司就与员工结成终身的“主仆关系”，不会轻易辞退员工。员工也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公司，成为终身的“企业人”。员工与企业就建立在一种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对员工来说他的利益与企业的盛衰荣辱密切相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重而衍成一种利益相通，荣辱与共的“集团意识”、“集团功利主义”。这种长期的“企业使命共同体”的养成教育，日本员工形成良好的“爱社精神”和“敬业精神”，充分地发挥了员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一位日本经济学家曾经将日本企业与美国企业作比较：“我们的制度像是一列每节车厢都有马达的电气火车，而你们的制度则像一列由两三台强力机车牵引，而车厢本身没有动力的火车。你们叫工人跟着你们干。我们则喜欢人们有自己的动力，并一道前进。”这种状况与美国企业管理中那种“警察与强盗”的关系截然不同，正是日本员工忠诚意识的体现。
    第三、“恩赏观”转化为使命感、责任感。
    武士道的施恩泽世、知恩必报的“恩赏观”规定凡主家对从者施以“恩赏”，从者必然对主家尽忠“奉公”，只要是主家交给的每一项事情都极为神圣，全身心投入，甚至不惜“以生死委君心”，这是“义”之所在。这种思想传承下来使员工认为企业给了薪奉（恩赏）就要对工作尽忠，因此，整个民族养成一种工作第一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工作永远优先，其他事务统统服从于工作，而且工作起来总是恪守职责，忠于职守，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公司能有所成就，已经成为日本所有企业员工的工作伦理。即使是罢工，也要把车间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二天还要把头天耽误的生产补上。日本传统的“春斗”（春天定期罢工），也很特别，除了与雇主协商增加工资外，还要研究生产计划和技术引进等问题。
    日本员工那种对工作近乎狂热的程度被欧美国家称为“工蜂”、“工作狂”、“工作中毒”、“经济动物”、“猛烈社员”、“忠诚心患者”等等，虽然名称不太中听，但却是日本人使命感、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之写照，尤其是“过劳死”更是日本独有的一道风景线。中国有学者曾作这样的比较：“用的是同样的机器，雇的是同等数量的工人、厂房的大小相同，而原料的质量相同，但是，制成品的利润，日本往往双倍于美国。同样数的工人，所生产的数量，也双倍于美国。”[22]日本民族的使命感与敬业精神换来了“日本制造”代表着“质量与价值”，当今日本产品潮水般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原因也在这里。
    第四、“和”的概念成为高效能的团队精神。
    “和”的精神最初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其主要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等，这些内容很早就成为日本武士的处世哲学。现代企业中的“和”虽来自武士道，但两者有所不同，传统的“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家族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企业的“和”是培养一种企业内部的“和谐感”、“团结感”，是一种凝聚力。制造和谐气氛，使员工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和欢乐，是企业“和”的最高境界。在他们看来，一个企业如果失败，多半由于缺乏“和”的精神，这就意味着团体内人们共同的过错。真正实行了“和”的团体，势必带来和谐，使人的潜能得到良好的发挥，使人得以找到人生的归宿。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的产生与这种气氛密切相关，“和”换来的是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依赖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而最后产生的当然是丰硕的物质成果。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威廉·大内在《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一书中指出：“日本的集体主义在经济上是高效率的-它使人们和睦地在一起工作并相互鼓励做得更好。”
    当武士道的意识转移到国家建设时，又能够内化出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从而产生出“商人道”、“企业道”、“工人道”。正如松下所说：“过去，武士位于庶民之上，受到相当的尊敬，这固然是因为武士的功夫使然，但绝非仅止于此。最重要的还是由于武士重道义，不忘武士精神，彻底奉行武士道，才能赢得庶民的信赖和尊敬。这情形也存在于公司之中。我认为经营者应有经营者之道，员工应该有员工之道，各自有各自该做的事。彼此负起责任，贯彻此道，才能建立相互信赖的基础，才能推动信赖关系的原动力。彼此应该坚守立场，贯彻自己的道。”[23]1984年日本的经济白皮书也写道：“在当前政府为建立日本产业所做的努力中，应该把哪些条件列为首要呢？可能既不是资本，也不是法律和规章，因为这二者本身都是死的东西，是完全无效的。使资本和法规运转起来的是精神。……因此，如果就有效性来确定这三个因素的份量，则精神占十分之五，法规占十分之四，而资本只占十分之一。”[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