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士道的膨胀--军国主义的温床
    武士道负面影响的要害是穷兵黜武的军国主义。铁的历史无情地告诫我们，当武士道向恶、向丑、向黑暗一方，即向嗜杀成性、穷兵黜武的军国主义倾斜之时，就是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遭秧之日。
    明治维新使日本拖着一个封建主义的大尾巴进入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天皇制度，经济上的半封建地主制度，思想上的天皇史观，社会上的武士特征，尤其是武士道烙印的民族性。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分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终止符，相反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2]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
    第一、武士道精神恶性膨胀。
    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多是武士（尤其是下级武士），新建立的明治政府各级领导的实权，也几乎都掌握在武士出身的人手中。据1871至1986年的统计，93名省“卿”与“大辅”（部长、副部长）中，华族4人、士族88人、平民出身者仅1人。明治时期33名陆军大将中，皇族4人、士族28人、平民1人；海军大将中皇族1人、士族14人，无一平民。[13]1940年以前的政府要员中86.25%的是士族出身者、1.25%的是旧大名出身者。[14]不难看出，新政府一建立伊始就是武士的大本营，唯有资格指导新政府的人物就是武士，“结果，整个国家机关之中都渗透了武士的势力。”这些人掌握权柄，控制思想，制定政策，驾驭民族，制约社会。
    武士领导者完成了一个中心任务，使武士道恶性膨胀：（1）把武士道灌输给士兵，1878年以陆军省名誉颁布《军人训诫》，把“三德”作为近代军人的天职，向士兵灌输“忠义”、“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2）使武士道衍成“军人道”，1882年以天皇名誉颁布《军人敕令》，规定军人应遵循尽忠孝、正礼仪、重信义、尚武勇和崇俭仆等项规范，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所以，武士道在新形势下变形发展，成为新时期的武士道-“军人道”。（3）让武士道全民化，1890年又以天皇名誉颁布《教育敕语》，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这样，就使臣民对于天皇的“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家意识。于是武士道堂而皇之地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向一代代日本青少年灌输。实际上《教育敕语》远远超出学校范围，使学校、家庭、社会结合起来，三位一体，作为全体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统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限制人们的言论行动。
    明治政府通过这些法律、法令使全体国民“平常要其家庭、学校、兵营里，只受到为天皇献身的教训，而不知有其他。”[15]强调武士道和军人精神、国民道德的一致性，于是武士的实践道德，演变成了全体国民的实践道德。这样，武士道被成功地嫁接在：爱护和尊敬日本的国体，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的统治，要求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的所谓“日本精神”上。从而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
    第二、“富国强兵”衍成军国主义。
    “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持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整备交通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16]不难看出“富国强兵”参照系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德富苏峰曾说“君民一德，举国一致之帝国主义，即对内实行平民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并一贯以皇室为中心主义统辖二者。”[16]即建立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这一思维轨迹就是“失之欧洲，取之亚洲”然后“合并世界各国。”[17]“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仅仅掌握几个书斋狂人或浪人，那不算什么大事，它也绝不能使日本文化畸变，但危险的是这种思维方式掌握的不是在野狂生，而是日本军、政界首脑。因之它不但可以转化为日本现实的思想，观念，战略，而且直接变成日本政治，生产的实践活动”。[19]这种思维方式通过各级政府中掌权的武士，成为近代日本社会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思想观念也成了日本近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最后，这一思想观念终于畸变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化的全过程中，日本传统文化中武士道与神道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转变自己的功能”。[20]这些思想观念深深植根在崇尚武力的武士道的穷兵黩武的德目中，在“忠”的旗帜下，全体国民自动地集合于天皇周围为其效命。正是因为有武士道这张温床，天皇制很容易把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变成极富侵略的军国主义。武士道成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之魂，在为法西斯服务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武士道演变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武士道。
    第三、军国主义旗帜下武士道凶虐致极。
    武士道的最大特点：（1）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是一种必须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武士道所以能成为军国主义的锐利武器，其根源就在于它是武士，进而是全体日本国民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2）武士道的核心是无条件效忠主君，对主君的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时也是“死”的宗教，从军事意义上说唯有“忠”和“死”最能体现彻底奉献。
    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唯有武士道成功地以对主君的“忠”和为主君献出生命来武装军队。只有这支军队是不要命的军队，随时准备为主君、为天皇献出生命。这支不要命的军队，既是勇猛顽强、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同时也是最粗野、残暴、毫无人性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幕府时代，由武士组成；在明治维新以来，则是全民皆兵，威力倍增。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穷兵黜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占领台湾，吞并琉球、朝鲜，侵略中国、挑起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的法西斯化。武士道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所利用，为法西斯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精神沿着为战争和法西斯服务的道路愈陷愈深，使日本国民把对外侵略战争看作是为“皇国”的“圣战”，以充当炮灰为荣，自愿做“神风”队员、“特攻”队员，当肉弹以自杀性进攻。武士道精神把日本民族引向战争灾难，吞噬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日本青年，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侵华日军暴行令人发指，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正如万峰教授所说，从而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想起武士道便反感、便作呕、深感憎恶，便想起太阳旗加军刀，想起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有史作证：（1）武士道的最大负面影响是为战争服务、助纣为虐、危害人类和平的军国主义；用武士道思想武装的军队是随时准备献身主君、献身天皇的军队，这支军队由生死度外的亡命之徒组成，其战斗力和破坏性都是罕见的。（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武士道的负面影响暴露无遗，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灾难，只有“磐竹难书”四个字才能如实形容。（3）武士道已深深扎根于日本民族精神之中，与武士道如影随形的军国主义并未彻底消失，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在“忠”的旗帜下，日本国民曾经自动集结于天皇周围为其献身，将来日本国民也可能还会继续为天皇卖命。因此，世界人民务必时刻警惕，以防日本军国主义再度复活，危害人类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