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士道的发展--明治维新的原动
    明治维新绝非得益于日本资本主义因素，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指出：“日本的变化乃是全世界所周知的事实。这样的大规模的事业中，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参加进来，但是如果要举出最主要的东西的话，大概任何人都会毫不踌躇地举出武士道来。”[2]笔者以为切中要害，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正是武士道。原因有三：
    第一、武士道发展成为民族精神的主体。
    武士道作为一种实践的道德规范，伴随着武士在维新以前已有近700年历史。在漫长的武家社会，武士道逐渐与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尤其是伦理文化的传统融为一体，并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主体。这是因为：（1）政治上，武士道统治阶级，高居于农、工、商三民之首。武士的生活方式、人生哲学、言行举止等美德，必然成为农、工、商及全体日本人民所崇拜和学习的榜样，“武士已成为全民族的崇高的理想”；（2）思想上，武士是垄断着知识有教养的群体，决定着道德性质的等级和价值。“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2]（3）文化上，武士道其内涵完美地包容了儒、佛、神的思想，使之充分地体现了日本社会的中心价值，所以，武士道所体现的不仅是武士的理想价值，而且是全日本的理想价值和普遍取向，“就连女孩们内心也深深爱慕武士的武勇和德行”。[2]
    实际上武士道早已超出武士实践的范围，成为全日本民族所效法的道德标准，在幕藩体制的职业体系中早已得到证实，如三井家规第一条就是“今天我们大家生活在幸福之中，全托祖先之恩德，因此，我们皆应感谢不尽”；于是，第二条就规定“上至主人下至最底层的雇工，均应忠实地遵照执行幕府颁布的一切法律和法令”。石田梅岩也要求商人了解自己的职业，勤奋地履行自己的职业；将商人比作臣，因而商人也要履行忠诚，并将自己视为经济领域中的武士。日本农民也像武士遵守武士道一样，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充分身体力行。营造出全体国民都在“为君缮写、为君耕耘、为君治疾、为君经商”的氛围。正如新渡户稻造所说：“武士道从它最初产生的社会阶级经由多种途径流传开来，在大众中间起到了酵母的作用，向全体人民提供了道德标准。武士道最初是作为优秀分子的光荣而起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国民全体的景仰和灵感。虽然平民未能达到武士的道德高度，但是，‘大和魂’终于发展成为岛国帝国的民族精神的表现。”[2]这一状况，台湾学者林景渊教授称之为武士道的“世俗化”。[1]
    第二、阳明学演化为武士“实践”的哲学。
    17世纪中叶日本形成阳明学派，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阳明学在日本得以长足发展。如中江藤树、熊泽蕃山、三轮执斋、佐藤一斋、大盐平八郎、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高杉晋作、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武士都是著名的阳明学者。王阳明学说的“知行合一”思想对武士道影响很大：（1）强调“知”是人们先天就有的道德意识（即良知），人人都具有“良知”，有的只是暂时被私欲所蒙蔽。（2）去私欲主要在于发挥本心的作用，即以自己的力量使天生的“良知”重现。（3）提出“本体论”，即主宰世界的不是天理，而是每一个人的“良知”。（4）王阳明所说的“行”，本身就含有实践活动的思想。
    武士是日本掌握知识的唯一集团，他们首先是武士，然后才是知识分子。“阳明学的简易直截，合于日本武士快刀利刃的性格；阳明学的即知即行，合于日本武士勇往直前的习惯；阳明学的讲究实际，合于日本武士注重事功的品行。所以，日本阳明学在日本封建社会瓦解的过程中，作为下级武士和市民阶级的哲学产生了。”[7]这些武士出身的阳明学派知识分子，给“知行合一”赋予了更富于行动与实践的特色，把阳明学演化为武士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这一哲学思想对武士道，对明治维新，对日本以后的发展都有巨大影响。佐久间象山就是将阳明学的重实行的合理思想与朱子学的“格物穷理”中的合理因素相结合，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想。吉田松阴继承发展了阳明学的“本体论”，提出“以动处认本心”，[8]主张顺应时势，不拘成例，支持变革：“以往古之死例，欲制将来之万变，何其迂阔之至。”[8]高杉晋作在读了王阳明的《传心录》后曾写道：“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9]我们可以看出，阳明学重实践的精神注入到武士道中，造就了一批“维新志士”，“维新的伟大领导者多出身下级武士”。
    第三、“忠诚”意识驱使武士行进倒幕维新。
    黑格尔曾经说过：“社会的中心是由自动的团结和自动服从军事领袖、君主而成立的。这里的联系就是‘忠诚’。”[10]前文已经谈到，在武士道的诸德目中“忠”是武士必须遵循的首要规范，同时也是武士自觉遵守的第一规范。“忠”的对象是万世一系的天皇，他是日本国的尊严，统一与永存的象征。对天皇的“忠”就是对日本国的“忠”，就是对全日本民族的“忠”。这种统一的、持续的“忠”，逐渐衍成一种民族的凝聚力。
    但是，幕末“忠”有一个演变过程：
    （1）“忠”的直接对象是自己的主君。日本是一个等级社会，仅武士就有20多个等级，除了最低级的“足轻”以外，其余的武士都具双重身分，一面是主君，一面又是属下。 要属下忠于自己，首先就得对自己的主君尽忠，所以，正常情况下对天皇的“忠”，最直接的是反映在对自己主君的“忠”上。日本有一条谚语“忠仆不事二主”，就说武士的“第一个本份乃是对于他的主人。一个人不能周到的侍奉两个主人：封建制度别方面的趋向都取消了。主人完全占有着侍臣的身体与灵魂，在对于主人的本份以外，对于民族的任何本份观念，在侍臣的心目中是没有一些影踪的。”[11]为了主君忘却自我，忘却家庭，勇往直前，舍身取义。甚至“把生命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
    （2）“忠”的关系被破坏。武士的生活来源与农、工、商截然不同，经济命脉掌握在主君手中，唯一的生活来源是靠效忠主君获取禄米。武士的一生乃至世代的生活来源，都必须依靠主君来维持和保障。谚语说“仆役也像猎鹰一样，需要喂养。”可见，“忠”是由主君的“恩”和家臣的“义”构成，即主君的恩顾与臣下的忠诚是一种交换关系。幕末由于主君削减、以至停发臣下赖以生存的禄米，使之无以为生，甚至贫困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比下贱者犹不如。”以恩和义所结成的“忠”的前提遭到破坏，于是就从“忠诚主君”转而“恨主如仇”。
    （3）“忠”的对象由世俗的主君转为精神上的天皇。长期的武家政治，使天皇远离世俗权力高高地坐在飘渺的神坛上，武士对之的“忠”也只限在实际意义不大的精神领域，而最直接的则表现在对世俗主君的“忠”上。“传统制度的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心理上的涣散和沉沦颓废，而这种涣散和沉沦颓废又反过来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12]随着下级武士的“恨主如仇”，“忠”的对象发生了变化，由世俗的主君转向了精神上的天皇，并赋予实际意义。幕末下级武士和国民转而特别强调尊皇思想，强调效忠天皇是最高美德，强调在行动上的效忠。
    就因这样一变化，武士道的“忠”就将日本人团结在天皇周围，聚集成为一个整体。提出：“倒幕勤王”，以打倒反对变革和向列强投降的德川幕府，忠于天皇；“尊王攘夷”，忠于天皇，走开国富强之路；“王政复古”，将掌握在幕府手中的统治权力奉还给天皇。可见，以“忠”为核心的武士道在明治维新中所起到的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发挥了无穷的道德力量。
    不难看出，在资本主义因素不具备的情况下，武士道成了明治维新的原动。新渡户稻造也谈到：“在王政复古的风暴和国民维新的旋风中掌握我国船航的大政治家们，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还有什么道德教诲的人们。”“翻开现代日本的建设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还活着的人物的回忆录看一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以及行动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