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一样，也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然而，日本被迫“开国”（1853）后只过了十五年，就出现“明治维新”，迅速克服民族危机并进而与列强争雄，这里有些什么历史启示？
    （一）只讲“攘夷”是不够的，必须搞“维新”，求富强。
    当时日本民族危机的性质，属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被侵略的日本只有迅速转变为资本主义民族，才能与西方侵略者抗衡，否则就势必沦亡。这就是说，只讲“攘夷”（武力排外）是不够的，且不说当时能否打败侵略者，即使打败一两次，也不能制止侵略者继续侵略。因为，侵略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只有自身富强，才有真正的独立，这当然不是说不要进行反侵略斗争。
    日本的志士是通过实际斗争逐步认识这个道理的。难得的是，他们认识快，转变快；行动快。如果拖延二三十年，日本的命运也可能还不如当时的中国。
    幕末（幕，指幕府，将军的政厅。当时，德川家族世袭将军，掌握全国政权，实行军事封建统治）日本志士最初的战斗口号是“尊王攘夷”，被称作“尊攘派”。由“尊攘”到“倒幕”到“维新”，这就是当年日本志士前进的道路。
    “尊攘派”以天皇为旗帜，要求定期宣布“攘夷”（闭港、废约、驱逐外国人）。1863年1月31日，长州藩（今山口县）“尊攘派”的著名领袖高杉晋作（1839-1867）纵火焚烧了正在施工的英国公使馆。6月25 日（幕府被迫称将于此日宣布“攘夷”）起，长州藩炮击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美、法等国旋即报复（“下关战争”），旧武士军队迅速溃败。高杉晋作被破格起用，建立“奇兵队”，发动各阶层组织“农兵”、“商兵”、“狙击队”等，继续封锁下关海峡，斗争十分英勇。可惜，这类斗争并不能达到“攘夷”的目的。8月，英国舰队借口英国商人被杀，进攻萨摩藩（“萨英战争”），迫使萨摩藩（今鹿儿岛县）屈服。幕府势力乘机在京都（天皇所在地）发动政变，迫害“尊攘派”，策动天皇下令征讨长州并与西方侵略者加紧勾结。次年9月，四国舰队联合进攻下关，高杉晋作失败了。
    民族危机更加深重。攘夷行动的失利迫使志士们思索。高杉晋作写道：“内奸如狼虎，外贼是豚羊，烽火四邻起，亦当我发狂。”他认识到要真正“攘夷”，必须首先打倒幕府。1865年（阴历）3月，这位坚定的爱国志士毅然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在无损于“国体”（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开放下关港口，引进新式武器和技术，长州藩蒸蒸日上。这一重大战略转变加速了斗争的进程，“尊攘派”变成“倒幕派”，这就从“改良”走向“革命”。1868年1月，德川幕府被推翻。
    然而，夺权还不等于革命，倒幕也不等于维新。倒幕派成分复杂。据《赠位诸贤传》，一千零七十名“诸贤”中，武士六百七十六，乡士、浪人六十二，农（主要是地主、村吏）一百零九，商工六十，医、僧、神官等一百六十三人。新政权是在“王政复古”的旗号下建立的，许多藩主、公卿继续盘据高位。在封建复古派心目中，所谓“维新”（当时称“御一新”）就是“复古”，“诸事皆本神武之初”。旧藩主企图继续保持领主制，客观形势则迫切要求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移植资本主义。在这种形势下，难得的是，维新势力迅速集结，果断而又慎重地推行各项改革。从1869年到1879年，十年之间，排除阻力，有步骤有策略，实现了“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征兵制”、改革封建身份、取消封建俸禄、改革土地制度等重大变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否定了封建领主制，尽管不彻底，毕竟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871年11月，明治政府派出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历时一年零十个月，其目的原指望通过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这种幻想当然只能碰壁。但是，欧美各国的工业、铁路、军队、教育却使他们大开眼界，惊叹不已。赤裸裸的“强权政治”更使他们痛感国家贫弱之可悲，愈加深知只有迅速富强，才能真正独立。这一批明治当权者的世界观在转变，武士的头脑迅速转变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头脑，使节团的主要成员（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成为改革路线的主要推行者。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口号下，明治政府积极移植技术、引进制度，通过示范和扶植，集中财力人力，迅速建立了近代工业、国防、交通、教育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文官制度和法律，并帮助一大批旧藩主、特权商人和上层武士转化为近代财阀（或资产阶级官僚、知识分子）。1894年，以日英新约（7月16日签订）和甲午战争（7月23日挑起）为标志，日本“脱亚人欧”，从被侵略民族转变为侵略亚洲近邻的资本主义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