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力量推动这些知识分子如此积极传播先进科学？日本学者指出，一个重要因素是民族危机感，也就是爱国主义精神。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曾经是牢锁国土的天然条件。巨舰大炮出现以后，海洋成为入侵通道，没有海防就等于四门大开，赤身受敌，随时都有亡国灭种之忧。要建设近代海防就必须有近代科学技术及相应的文化制度和物质基础。早在1720年，德川吉宗的重臣新井白石（1657 -1725）编写《采览异言》和《西洋纪闻》，就强调欧洲各国“兵马强盛”、 “最习水战”、“善制大炮”。其后，工藤平助著《赤虾夷风说考》（1783），林子平著《三国通览图说》（1786）和《海国兵谈》（1787-1791），桂川周甫著《鲁西亚（即俄罗斯）志》（1793）等等，都是出自痛感国防之忧和闭锁之孤危。日本先进志士与那些唯以排外保守为能，不知亡国灭种之危的庸夫俗子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被监禁、流放、杀戮者代有其人。他们反对盲目自大， 反对盲目崇拜“中华”。1775年，兰学者杉田玄白在《狂医之言》中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1788年，大{K526A01.JPG}玄泽在《兰学阶梯》中痛斥：“以支那之外皆蛮夷而不屑一论，何其学之粗且陋也！”这类先进思想在日本出现之时，正是乾隆皇帝夸称“天朝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鄙夷万国之时（致英王乔治三世信，乾隆五十八年［1973］8月）。
    西学的长期传布提供了“维新”的思想基础。唯其如此，鸦片战争一爆发，日本志士奔走呼号，说：“勿恃内洋多礁砂，支那倾覆是前车”，“休言胜败属秦越，自古筹边戒履霜”，记述之书一时达十余种，朝野震动极大。1851年，魏源所编《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日本志士竞相阅读，翻刻成风，至1856年各种翻刻本竟达二十二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思想与日本爱国志士不谋而合，很多人引为同志，“为此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梁启超语）。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刊行之初反响不大，魏源本人官不过知县，太平军逼近时才迁任三年知州。1862年，日本的高杉晋作前来上海考察，觅购《海国图志》，竟然已经绝版！
    正因思想基础不同，两国应变能力和革新力量聚集的速度也就显著不同。鸦片战争后不久，幕府及一些强藩就竞相引进西方军事技术，扩充或建立洋学机构，破格提拔人才，类似中国的洋务运动，而时间则比中国提前约二十年。1862年，东京大学的前身“开成所”成立。至1866年已拥有本国的教授、讲师约四十名，设立了多种语言和理化学科。1868年，全国二百四十所藩学（相当于中学）中设有数学者一百四十一所，设有“洋学”者七十七所，理科学科所占比重在1853年即达35％。中国在1862年以前则很少动静。1862年，日本的福泽谕吉在伦敦遇到中国的唐世埙（此人也许是中国最早的留英、留法学生，身世著作不详，盼知者提供），双方都认为应当迅速学西方，求富强，相互问及两国各有多少洋文人才。福泽说日本有五百多人，唐世埙惭愧地说，中国只有十一个人。福泽听后十分感慨，写入日记（石河干明：《福泽谕吉传》第1卷第332页，据福泽所著《西航记》）。
    先进知识分子集团的集聚是革新的前奏，与革新的速度成正比，没有前者就不可能有后者。清政府的错误政策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前长期未能形成新知识分子集团，林则徐、魏源这类人物在当时寥若晨星。结果，在西方殖民者入侵时失去应变能力，错过改革时机，这是严重的历史教训。
    日本则由于有西学的思想基础，因而在被迫“开国”后，先进思想与革新势力迅速结合，从“尊王攘夷”迅速发展为“倒幕”“维新”。维新派的领导骨干很多人既有政治军事才能、又懂得洋学（如大村益次郎等）。明治初年工部、大藏、兵部、文部各省都集中了一批留学欧美的人才。原在幕府及开成所任职任教的著名洋学者有二十七名被新政府聘任，对“维新”发挥了重要作用，神田孝平规划“地税改革”即是著名的实例。福泽谕吉虽未在新政府任职，其著作风靡全国，所创“庆应义塾”、《时事新报》在培养人才、指导舆论等方面影响极大，被视为明治维新的精神象征。
    孙中山先生论及明治维新时说：“忽遇外患凭凌，幕府无措，有志之士激于义愤，于是倡尊王攘夷之说以鼓动国人。是犹义和团之倡扶清灭洋，同一步调也。所异者，则时势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则转而师夷，而维新之业乃全得师夷之功。”（《孙中山选集》第158-159页）此语与“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致，都是爱国者的心声。
    附记：明治维新有两面性，其成功与失误均以日本人民付出重大牺牲为代价。本文只是侧重阐述新知识分子、领导者及西学的作用，不是全面评价。明治维新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历史应能使人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