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学”的传布是“维新”的思想基础。
    在亚洲，只有日本，及时应变，实现了上述变革，有什么特殊历史条件？
    在分析国际条件时，人们正确地指出许多有利因素：（1）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有力地牵制西方侵略者，支援了日本人民和改革派的斗争，如印度人民反英大起义（1857），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1850-1864）等。（2）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中国，中国人民承担了更大的压力和牺牲。（3）克里米亚战争、 南北战争、普法战争等使西方列强暂时无暇东顾日本。（4）日本领土狭小， 西方各国在日本的利益容易直接冲突，矛盾多于勾结，等等。但是，这些条件充其量只能是有利于“倒幕”。搞“维新”则只能靠自身。
    在分析日本国内条件时，人们很自然地着眼于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尤其是当时日本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水平。曾有一种说法，认为幕府末期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已进入“真正的手工工场时期”，但近年研究表明，当时日本农业约占总产值的80％，手工业比重不大，而且主要是批发商控制的家庭手工业，手工工场只在少数村镇较为集中。商业高利贷资本虽颇可观，但象当时中国一样，并未向近代资本转化。特权大商人与幕藩统治者互相依托，只在幕府败局已定时才有一部分转而支持倒幕。出身于各地“豪农豪商”（新兴地主、富农兼营工商业）的“草莽志士”在倒幕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当年日本一大特色，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崇尚“国学”、“儒学”、“尊攘”的性格多于“维新”。
    农民起义与市民骚动相呼应，是打击幕藩统治的基本力量。但农民阶级终究不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日本农民起义的规模也远比不上太平天国革命。
    领导明治维新的是一批积极学习西方的下级武士，这个领导集团的形成与“西学”（欧洲近代科学）的传播密切相关。这种历史条件是当时亚洲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西学”传入日本的年代（1549）与传入中国（1581）约略同时，当时日本称作“南蛮文化”，传入不久，即因“锁国政策”（1633年开始）而中断。中国的西学则持续到康熙时期（1662-1722），百余年间出了许多学贯中西的先进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有徐光启、李之藻等。这说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来不排斥外国先进文化，中华民族对外国先进文化的“反应能力”并不比日本或其他民族差。
    两国西学传布状况开始发生差异是在1720年。这一年（康熙五十九年），清王朝因“教仪”问题（罗马教廷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天、祭祖、尊孔）与罗马教廷发生争执，康熙皇帝不得不下令“禁教”。不过康熙皇帝当时仍然把宗教与学术分开，他只说“禁教”，并未禁止西学，甚至还说：“中华帝王，不分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尔等所行之教，与中国毫无损益，即尔等去留，亦无关涉。”（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谕，见《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1932年）。如果他的后继者坚持这种气魄，那末，即使禁教，也未必不能继续吸收西学。遗憾的是，康熙以后，清朝皇帝越来越走向闭锁和文化专制，从禁教发展为实际禁绝西学，从乾隆中叶到鸦片战争，西学中断的时间虽仅七八十年，后果却十分严重。
    日本的情况则不同。恰巧也是在1720年（日本享保五年），开明的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放宽“禁书令”，使西学在日本重新传布。还应指出，日本的锁国政策与清政府并不完全相同。德川幕府“锁国”，除了禁锢人民之外，还在于“强本弱干”。它禁止各藩私通外国，却把海外贸易和情报垄断在幕府手中，并未完全拒绝海外贸易，而且相当重视了解西方，不象清中叶统治者那样完全闭目塞听。长崎有一个小窗口对荷兰等国交往，人民虽被禁锢，最高统治集团和少数知识分子仍能呼吸一点海外空气，吸收新鲜知识，甚至写了不少书（参阅《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原书房，1978年）。
    1720年以后传入日本的西学被称作“兰学”（经荷兰人传入），经百余年之传布，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知识分子集团。1795年1月1日，江户（今东京，德川幕府所在地）有三十名兰学者在芝兰堂集会，首次用阳历庆祝新年（日本明治维新前使用阴历），称作“新元会”。这次盛会有画轴留存，横款题词是：“九千里外存知已，五大洲中如比邻”。这种“变历法”、搞集会、倡“邪说”的行为如果发生在当时的清朝，势必被视作“大逆不道”。日本兰学者的“新元会”却每年举行，持续至1837年。另据1796年和1798年江户兰学者两次集会名单，一百零四人中有身份可考者六十七人，其中医生三十四，藩主阶层七，幕臣和藩士七，庶民六，翻译三，其他十人。兰学的影响已经触及封建统治集团。
    这个先进集团求知若渴，开塾授徒，努力传布。十八世纪末叶，江户有兰学四大家，其中大{K526A01.JPG}玄泽（1757-1827）的芝兰堂，1786年设立，至1826年，以指血署名的门徒即有九十四人。1824年德国学者西博尔德在长崎设立鸣泷塾舍，培养了五十多名洋学者（“兰学”至此已发展为“洋学”）。1838年，绪方洪庵（1810-1863）在大阪设立适适斋，至1863年，各地门生见于名册的有六百多人，实际达到三千多人。1831年，伊东玄朴（1801-1871）在肥前家乡（今佐贺县）设立象山堂，门徒四百零六人。明治初年不少启蒙学者就出自这两所著名的洋学塾。另有记载，自1744至1852年，亦即日本被迫“开国”前一百零八年间，翻译洋书的学者共一百一十七人，译书约五百部（穗亭主人：《西洋学家译述目录》）。近代解剖学以及哥白尼、牛顿、林纳、拉瓦锡的学说均已传布，译介与原著年代的距离，最初是二百多年，至“开国”前已缩短为四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