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场夭折的革命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战争的结束，革命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1814年3月22日，斐迪南 七世带着一大批随从越过边境，神气活现地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故土。当加泰罗尼亚省 长恭恭敬敬地把1812年宪法的文本交给这位暴君时，后者竟不屑一顾，连看都没有看上 一眼，便把它塞进了马车的座垫下。
    反革命从此时就开始了：1813年新选举的议会被解散；省和市一级的政府机构均被取 消；重新恢复宗教裁判所；重开修道院，发还其已被充公的土地；清洗军队，解除游击 队领袖指挥官职务；1812年的宪法被废除……一句话，革命来得快，去得也快，而反革 命的统治却延续了6年之久，直到1820年新的革命爆发时，局势才有了根本的转变。
    出现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不妨就此作一认真的探讨。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革命是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进行的。制宪议会的所在地加的斯 长期处于被包围的状态，它所讨论的问题和所颁布的法令，外面的人很少知道，也很少 感兴趣，因为大家都在忙着打仗。所以便出现了“在累翁岛（制宪会议最初的召开地- -本文作者）有思想而无行动，在另一部分西班牙有行动而无思想”的局面（注：《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83页。）。这无异是西班牙革命的一 个弱点。
    拿破仑在侵略西班牙的同时，为蛊惑人心，有时也打出法国大革命的旗号，如在1808 年底发表的文告中便宣布要取消封建权利和宗教裁判所（注：米涅：《法国革命史》， 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368页。）。因此，尽管此后加的斯议会也颁布了类似的法令， 但其意义却不够突出，并没有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
    1812年颁布的宪法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件，在西班牙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它同 时也包含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内容，如一院制的共和国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1812年宪法有明显的无法付诸实践的印记，现代民族在它们精神复苏的时代所制订的宪 法都有这个特征。充满着和社会复兴过程开始时无法分离的高贵的幻想。”（注：马克 思《革命的西班牙》第九篇文章，转引自《苏共党史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第5 页。）
    除了上述诸因素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使独立战争带有鲜明的人民战争的性质，形成西班牙人民反法斗 争的一大优势。正如著名史学家伦顿代利在1831年出版的《半岛战争史》中所写的：“ 爱国主义的热情……栖身于农村居民之中……在世界上任何地区也很难找到比埃布罗河 畔种植葡萄的农民那样更美好和更忠诚的人。”（注：V·伦顿代利：《半岛战争史》， 巴黎，1831年，第1卷，第18至19页。）中、下层僧侣，甚至一部分上层僧侣或出于爱国 之心，或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也都投身到这场反侵略的斗争中去，并扮演起主导的角 色。他们打出宗教的旗帜，在笃信天主教的西班牙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这样的情 况下，宗教情绪一向很浓的西班牙人民便把拿破仑的侵略和法国启蒙思想及法国大革命 等同起来，把所有的法国人都视为异教徒，把所有法国的进步思潮都斥之为异端邪说。 战争期间一份广为散发的教义上写道：法国人是“过去的基督教徒，现在的异教徒”， 而他们之所以堕落，则是由于“假哲学和他们的邪恶放荡的风俗”（注：J·R·埃梅： 《西班牙独立战争》，巴黎，1973年，第114页。）。于是，独立战争又必然带上了宗教 的色彩。一位曾参加过半岛战争的法国将军马尔博认为：“宗教狂热和对祖国神圣的爱 激发了他们（指西班牙人民--本文作者）的勇气，他们盲目地把自己托付给上帝的意旨 。”（注：马尔博：《马尔博男爵将军回忆录》第2卷，巴黎，1891年，第100页。）另一 位到过西班牙的法国军官德罗加则强调：西班牙人的“爱国主义是宗教性的”，而这种 “宗教式的爱国主义会使民族永远不会驯服”。而著名的西班牙学者梅嫩德斯--佩拉 约则断言：这场独立战争实质上是“宗教反对18世纪思想的战争”。
    除去宗教的因素外，王室在独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虽然早在战争爆 发前，查理四世和戈多伊在群众中的影响已消灭殆尽，但王太子斐迪南奸诈残忍的真面 目尚未完全暴露，因此在软禁于法国期间便自然而然地被群众视为“童话中被大盗虐待 和幽禁的王子”，成为又一面抗战的旗帜。不少西班牙人正是喊着“斐迪南七世万岁” 的口号奔赴战场，走向刑场的。这样，历史的背景、文化的传统便和现实结合在一起， 共同举出了“国王、宗教、祖国”的抗战大旗，引导西班牙人民走向胜利，同时也使这 场战争具有极其复杂的性质。
    马克思对此作了极其精辟的分析，指出：“所有反法的独立战争都具有复兴性质和反 动性质……但是这种两面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西班牙表现得那么明显……看起来，整 个运动与其说是拥护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对革命的。这个运动是民族运动，因为它宣布 西班牙脱离法国而独立；同时这个运动又是王朝的，因为它拥护‘受爱戴的’斐迪南七 世而反对约瑟夫·波拿马……这个运动是迷信的和充满宗教狂热的，因为它拥护‘圣教 ’而反对所谓法国无神论，或者说，反对取消罗马教会的特权。”（注：《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67、468页。）正因为如此，以独立战争为 载体的这场西班牙革命便显得如此脆弱，禁不起反动势力的打击。
    最后我们不妨再从农村中生产关系变革的角度来对这场革命作一审视。毫无疑问，摧 毁农村中的封建制度是西班牙革命的首要任务，当时的改革派确实也曾试图在这方面有 所作为，希望能改变地主占有制，使广大的农民能分到土地。
    1811年夏秋之交，在加的斯议会中改革派曾建议用王室的土地、荒地和公社土地联合 组成公共土地，其中的一半予以出售，而另一半则分成小块，分配给复员的士兵和最贫 穷的农民，但因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未被采纳。8月6日虽在议会通过取消领主制度 的法令，但未触及土地问题。以后迫于农民要求土地呼声的高涨，加的斯议会才在1812 年6月17日颁布法令，规定在法军入侵的过程中凡被侵略军或其下属机构解散、撤消以 及重新组合的教会、世俗及公共土地均一律收归为国家财产。1813年1月4日，议会又颁 布法令，规定所有私人地产及荒地均可重新分割，变为个人财产，其第一步则是由国家 没收，变为公有土地。其中1/2出售给私人，另有1/2则在士兵和急需土地的贫苦农民中 分配。同年6月8日，议会下令查封所有地主的大庄园，准备日后将其分割后再予以出售 。（注：J·维森斯·维威斯主编《西班牙和美洲的社会和经济史》第4卷，巴塞罗那，1 982年，第25、26页。）初看起来，似乎在西班牙正在进行一场激进的土地改革运动，然 而遗憾的是这一个接着一个的土改法令均停留在字面上，无一得以贯彻执行。随着斐迪 南七世回国的大笔一挥，这些法令均被废止，西班牙农民从革命中并未分得一寸土地。
    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直接决定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只有在农民获得土地后，资产 阶级才能在国内获得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有力的政治支柱，否则必然会削弱自己的统治， 经不起任何波折。这次革命的夭折对此后西班牙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 革命中未得寸土的农民从此很自然地站到保守阵营的一边，在两次卡洛斯战争中表现得 尤为明显。尽管在1820年后，西班牙的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前后有4次之多，但均未能 使西班牙社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1931年爆发的西班牙革命终于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而此时离开第一次革命已有一 个多世纪的光阴。西班牙革命如此漫长和曲折与第一次夭折的革命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