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科学事业的责任感，近年人们要求史学现实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专业工作者亦渐意识到传统史学趋向衰落的严酷事实，因而围绕史学前途问题的讨论空前热烈起来，或力呼重建理论体系，或高喊迎接新科技挑战……局面之蒸腾令人欣喜顿生——惝恍一个历史科学现实化的时代即将来临。然而若仔细地回顾一下几年来的学术状况，我们又会看到这样一种事实：关于史学现实化的讨论多半是国内外政治、经济改革气氛的感应之声，并非史学家们真正的自觉意识，其间广泛缺乏对史学本身历史和现状进行内在的科学反思，故而迄今为止人们并未在具体的研究方面看到多少史学现实化的迹象。何以出现这种干打雷、不见雨的局面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的史学研究群体缺乏两方面必要的理念素养，一乃现实化的史学选题意识，二乃史学现实化所必需的研究思维机制。毫无疑问，这些新观念的确立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辛勤努力。笔者才疏学浅，自知于此必汗颜无为，今勉力粗述，但求无渎史林稚学之职而已。不当之处恳望大家指教。
    一
    关于我国传统史学，有人中肯地讽喻它是二千多年的不老树。的确自司马迁以后，人们几乎一直把述古存故定为史书编纂和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历史研究的主旨长时期远离社会现实，最终导致今天传统史学的全面衰落。所以，当今改革史学的关键问题莫过尽早确立现实化的史学选题意识了。为此，我们应立即着手下列观念的革新。
    （1）顺应时代发展，增强史学现实感意识。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这既给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任务，同时也改变着各门科学的传统面貌，并使得“面向现实”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的最大特点。历史科学更是如此。举例说，目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欲提出综合解决方案，就需要历史科学的参预。因为它能够通过考察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历史关系，帮助人们弄清问题的实质——原来威胁人类发展的因素不光是日益恶化了的自然生态环境，还有因盲目增殖而导致生存危机的人类自身，且二者历来相互制约着。同样，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也离不开国际关系史的参预。这些方面的经验今天似属平平常常，但是我们多数的史学工作者对此却很少能站在理性的高度上加以认识。甚至在他们看来上述诸如国务、外交方面的事宜纯属政治家、外交家们的职责，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显然是一种毫无自信心和责任心的表现。具体到我国的现实，十年来的社会变化不时地也提醒人们：牢记历史的教训是极其重要的，同时抛弃一些历史带给我们的累积物又是加速前进的必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后者正是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改革事业，它贯穿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需要多学科的理论指导。因此，发挥历史科学的社会指导功能，用更多有价值的史学成果为现实决策服务，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史学研究必须以现在为轴心，必须与现实相联系，这既是时代的呼声，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知道，人类历史是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它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部分辩证交织而构成的。历史的这种三维特征，使得“过去”那一部分无法消声匿迹，它将继续以整体的或局部的面貌存在作用于“现在”或“未来”，历史的这种承续性在社会道德规范，政治、哲学及文化思想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故此，由现实出发而研究历史便成为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途径。这正是现实化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辩证地看，这不仅归缘于社会现实决定史学存在的客观规律，还在于现实生活是体现史学价值的源泉。一切现实无不是历史造成的，所以对历史中过去那部分的认识也就成了对现实的说明，并且“这种认识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现实活动”①，史学就是这样悄悄地发挥着对社会的指导功能。正是在这种指导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史学体现着自身的价值。诚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否认史学的学术性，更不象有人认为的那样竟成了政治的附属工具。恰恰相反，学术性与现实功利性是不可分割的，现实社会不需要的东西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我们实难无法想象，离开了对社会的功能作用，史学会以什么面目自立于现代学术之林，更难想象脱离社会现实的史学不会被现实所抛弃。
    （2）转变史学价值观，确立新的选题意识。
    现实化的史学需要现实化的价值观作指导，这是史学现代化的必然。可是，过去较长一个时期我们的史学理论界竟没有把史学价值观作为重要问题提出来加以系统研究和阐述，而另一方面的实际在研究中却又处处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研究为了什么？此种矛盾状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史学理论体系是不甚完备、不甚自觉的。本文对此不拟多论，但至少可以这么认为：史学价值观是史学选题意识赖以树立的思想基础，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形式，是人们对历史问题的一种选择意识。以此来检讨我们过去那种曾视而不见的史学价值观念，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一种过分强调为史学而史学的学术意识，它把着眼点放在了满足史学自身需要上，与社会需要总是保持着距离（“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此问题毫不相干），结果导致了史学道路的日益狭窄。史学发展的历史早已证实，史学价值观只有社会价值观相谐调才能促使史学随时代而发展。今天，确立现实化的史学题材，自然应以现实的社会价值观为指导，这是增强史学社会功能进而发展史学的重要前提。当然，社会是发展的，包括史学价值观在内的一切社会观念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昔日被视为谬误的思想，今天就可能成为真理。另一方面，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由于价值观念也是一种极富惯性的社会意识，所以人们要在观念上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我们这些时常“触摸”传统文化的史学工作者？现实的社会价值观往往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它不但可以用来指导今天的史学选题，也是我们提高分析问题能力的理性营养素。以“对外开放”这个时新观念为例，今天人们通过血的教训懂得了对外开放在发展社会经济中的巨大作用。但是，审视过去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不难看出原来我们把洋务派引进外资、技术、设备、人员等活动统统视为其买办性的表现，而对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则缺乏充分的认识。所以，在今天改革的新形势下重新研究洋务运动史便具有了现实意义。必须指出，我们这里强调以最新社会价值观为指导，并不是说用今人的新观念去衡量前人，而是指以尽可能科学的思维分析前人的进步与不足。正如胡绳同志所说：“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分析说明前人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而不是要求他们不做什么，做什么。”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