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题材的确立无疑是史学现实化最表象的体现，它需要我们在新的史学价值观指导下不断地更新课题，拓宽研究领域，满足时代对历史科学的要求。未来新史学题材的整体面貌如何，目前我们无法确切限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的基本面貌必然分为文化勾沉和决策服务两大层次，前者为低级层次，后者属高级层次；其中属于决策服务这类高层次的课题应占主导地位，在这方面近年来迅速兴起的决策史学、人口史学、城市史学、等新兴学科给人们展示了一个良好的前景。当今国外，诸如社会主义改革史、种族革命史、核军备竞赛史等重大新课题的兴起，表明国际史学界已呈现出题材现实化的趋势，同时也反映了当代史学家干预社会的强烈意识和时代责任感。相形之下我国显得落后了许多，虽然京，泸等地史学家已先后投入地方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但多数仍处于文化勾沉的初级水平，尚未真正走上决策史学的道路。历史学家通过确定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并预测其发展趋势，能在决策过程中作出意义重大的贡献。这方面国内外已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供研究、借鉴。总之，今天有愈来愈多的事实证明了美国学者小塞缪尔·F ·韦尔斯的推断：史学家比律师，记者和系统分析家更有资格参预、预测事态的发展趋势，他们有正确观察社会内部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和经验③。因此，广大史学工作者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潜在价值，扬长避短，积极投入社会改革的洪流，以便真正负起国家主人翁之责任。
    立“新”与弃“旧”是相互关连的，建立新史学题材也是如此。在考虑新的史学选题之前，有必要对原有史学课题作一番认真的再选择，压缩以至弃掉那些今天看来价值不大的研究项目。从目前我国史学研究领域内课题老化的现状来看，我们这一方面的工作远未真正开始。这里问题的关键无疑是改变（而不是继承）以往的史学选题意识。作为史学价值观的体现，史学选题意识如同人们其它行为意识一样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它必然受时代的制约，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建国后的长期内，我们不少史学研究却停留在以往的老课题上。以致出现了千文齐颂农民革命、万篇声讨皇权主义的盲乱局面。殊不知这种貌似热烈的气氛实际上滞息了史学发展的生机，也浪费了不少宝贵的人力物力。今天，面对改革的新形势，广大史学工作者理应自觉地树立为之服务的新史学意识，而诸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精神文明现状的历史分析等富有时代价值的问题才是现代史学家真正的课题，值得倾力研究。
    （3）改变传统史家性格。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它在记录中华文明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它也滋累了不少弊疵，体现在史家性格方面就突出地表现为刚愎自用的不参预意识，诚然，历史上孔子、司马迁二位史学先祖都曾表现出过极强的社会功利意识，他们或为行道救世而作《春秋》，或为究天人之际而撰《史记》，正是行道济世的功利意识驱使着孔、马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史学，可是，司马迁以后这种功利意识却日渐淡没，史学成了封建帝王的家谱之学。不知何年何月起，史家们竟开始了深居书斋，穷经皓首的苦行生涯，他们一心只叙圣贤事，两耳不闻窗外音。至今这种不问时事的史家性格仍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所以，强化史学家们的现实干预意识，促使他们走出书斋，把历史与现实贯联起来，积极为现实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历史经验，也成了当务之急。为此，国家各级学术机构应在资金、组织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协调，引导鼓励那些有较大现实意义的史学科研项目，总之，着眼现实——研究过去——服务现实，这应是当代史学家的职业心态。
    二
    鉴于传统史学所受到的全面挑战，研究方法的现代化便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史学现实化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史学现实化的内容。现阶段它主要是指史料信息处理手段的现代化，即实现史料信息的电子计算机处理，这是史学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条件。可是，我国目前培养出的大部分历史专业学生显然不能适应这一要求，故应尽早实施对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新技术培训。近期不妨可先在有条件的大学或科研院、所进行试点，逐步在文科教学过程中增设电子计算机、系统科学、数理逻辑等内容，从而培养学生这些方面的知识能力，提高处理史料信息的效率。不过，有了现代化的信息处理手段并不等于实现了史学方法的现代化，更重要的还在于建立一套多维性的学科思维体系，这是整个历史科学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过去我们习惯于用单一的史学思维方式来研究历史，结果有许多问题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致使本不该争论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其实，作为传统学科，史学的方法论本身存在不少缺陷，只有加强与相邻社会科学及相关自然科学的横向联系，吸收那些能为我所用的思维方式，才能达到史学思维方法上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实际表明，史学方法论的这种综合趋势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露端倪，当时西方史学家在心理学基础上创立了心理历史学。五十年代计量史学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尤其近十年来，随着系统科学热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科学综合化更成为时代特征，各国史学家为建立自己多维性的史学思维体系，日益重视各专业学科研究思维方法上的互补。可惜的是，我国几十年来在这方面的努力显得太少。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不足，大胆引进、吸收、消化相关学科以至国外现代史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以尽早建立我们的多维性史学思维体系。为此，有必要从三方面进一步完善史学方法论。
    （1）全面的历史认识论。这里分两个层次， 一是对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过程的认识，即对历史本体的认识，这是哲学认识论在历史学领域中的体现，是一切历史理论的出发点。以往我们总的历史观实际上偏重于将人类历史归结为政治史，相当部分的学者甚至把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斗争史的论述任意扩申到整个历史的领域，因而只强调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和叙述。殊不知，所谓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说法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思想的完整内容。人类历史是一部活生生的文明发展史，原始社会、阶级社会无不如此，它们的主体过程应是人类开发自然、开发自身的综合过程，政治斗争（包括氏族斗争、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等）只不过是其中人类自身开发方面的一个小小的伴随过程。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却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印象：似乎历史的“主角”就是政治，社会经济只是它的“仆人”，这一点从众多史书的编写体例上不难看出。几乎大多数的历史教科书在叙述某一段历史时，总是以一节简短的社会经济概况为发端，然后便是通篇累牍地叙说社会政治方面的沿革，始“开国盛治”而终“农民起义”，似乎人类历史千百年来就是这样地从政治斗争的风雨中渡过来的。显然，这种史书编写体例反映了我们的史学研究是在上述那种不完备的历史认识论指导下进行的。其实，马、恩等经典作家从来也没有把人类历史归结为政治斗争史。相反的是他们很早便批评过那种把人类历史归结得象一根棒子那么简单的做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共同批评了德国机械唯物主义者不把近代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的做法。然而我们的史学家却在长时期内自觉不自觉地重复了德国机械唯物主义者的道路。他们每每在研究人类历史时把工业、农业、交通、商业、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历史的主体内容置于“政治斗争”之旁，今天难道还不该正本清源吗？无论从历史认识论或是从历史编纂方法上讲，只强调对政治史的研究或描述，都不尽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不仅如此，甚至连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也有人对传统史学偏重政治史的毛病提出了中肯的批评④。
    历史认识论的第二层内涵，是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认识，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一切历史事物都具有纵向性与横向性两重特征。即历史事物在沿时间做纵向延伸的同时也沿空间做横向的扩展，前者一般直接表现为事物的自身生消过程，而后者则往往体现为一事物与周围环境诸因素及与他事物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上，这一点常常是无时空界限的。今天，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过去大抵是视野不开阔的缘故，人们每每忽略了事物的横向互感性，造成片面强调事物线性因果关系的历史认识，致使史学研究长期拘于就事论事的狭窄圈子，影响了史学研究穿透力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