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英文版首次出版以来，已经快十个年头了。①十年来，本书所选的各篇文章一直未作过修改，因此，就世界各国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所发生的根本变化作一番补充评述，是十分必要的。鉴于作者的学识所限，本序言所作的概述仍然主要集中于欧洲大陆国家以及其他地区说英语国家的历史研究和著述。
    欧美世界中包括历史研究和著述在内的整个学术界的氛围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都不例外，尽管后者的变化更为深刻一些。从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新的趋势，其中对文化和语言的功用有了新的看法。这些趋势和观点集中反映在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那篇影响极为广泛的文章中，即1979年发表的《叙事式历史学的复兴：关于新的旧历史学的思考》，同时也构成了那篇文章的中心论点。②这些趋势还部分地反映在年鉴学派1978年编著的《新历史学》一书中。③当然，这在本书中也有所反映，特别是乔夫·埃利（Geoff Eley）所写的那篇文章，非常明确的指出了社会史的著述中表现出来的方向性转变。
    70年代的历史著述依然受到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的关于历史学是否具有社会科学地位的那场讨论的影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场讨论还主要集中在理论上。1945年以后，历史学家才开始广泛使用新的方式写作历史著作。从根本上说，这种新历史学主张这样一种观点，即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但是，这种观点也否定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当历史学正处于从非专业的职业向学术性职业化转变过程中对历史学界起着广泛指导作用的比较陈旧的历史科学概念。关于“新历史学”的特征是什么，各家的看法很不一致。然而，这个术语从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和詹姆斯·H·罗宾逊（James H·Robinson）的著作一直到上述的那部《新历史学》，却未加多大改变地一次又一次地被使用着。④兰克（Ranke）⑤和德罗伊森（Droysen）⑥所使用的，以及朗格卢瓦（Langlois）和基诺博斯（Seignobos）⑦也使用的那种历史科学的旧概念，即关于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之间关系的典型概念，一直在起着作用。按照他们的看法，历史学和文化科学不同于其他科学的地方，就在于力图理解历史人物的具体思想和行动，从而避免陷入抽象。不过，他们还坚持主张，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是依据他们遗留下来的书面论据建立起来的，因此是极其公证的，具有严格的客观性，可以通过“如实地叙述”重新捕捉过去的事实。这种认为有可能对过去作出一以贯之的叙述的历史学建立在某些理论和政治倾向的基础上。他们主张的进步论思想不时地遭到历史学家的怀疑，但是，以这种方式从事写作的历史学家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仍持乐观的态度，尽管对于技术现代化所导致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也往往显露出迟疑难决的态度。这种政治倾向限制了历史学家应当感兴趣的重要课题的范围。在这种历史学中，国家是公众文化所以发生的框架，被当作历史叙述的实体。政治则以比较狭义的方式来定义，取决于它内部的动力，不受范围更加广泛的社会和一般民众的影响。一些历史学家一直在力图摆脱这种规约，例如年轻时期的纽马·邓尼斯·福斯特尔·德·库朗热（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所著的《古代城市》，雅各布·伯克哈特（Jacob Burkhardt）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文化》，约翰·胡伊津加（Johan Huizinga）的《中世纪的消亡》，以及马克·布洛赫（Mare Bolch）的《封建社会》等。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在执教于大学的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这种历史学是大家所公认的方式。
    批判这种历史学的规约并不意味着怀疑老一辈历史学派所抱定的主张。这种历史学自认为具有科学的地位，实际上却向科学的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光凭原始史料本身而没有明确的理论给予帮助，便不可能建立起对事实过程的叙述，而且这种叙述本身也不含有对事实的解释。历史学必须成为这样的一门社会科学，即它所关心的应当是去研究各个时代人类生活所处的结构。本书选入的各篇文章，无论是论述专题的文章还是关于某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研究的文章，几乎全都讨论了这种试图建立社会科学历史学所付出的种种努力。然而，如果这样把历史著述归纳为一个简单的普遍名称，又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尽管这样的做法在50年代和60年代已蔚成风气。有一种趋势是用分析式的历史学来取代叙事式的历史学。其中的事件有着长期发生作用的力量，而历史人物却成了不具名的集体。推动这种新历史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来自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他们在1929年创立了年鉴学派，但从观点上来看，他们的著作远比后来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更为丰富，他们强调了溶入在文化中的客观因素的作用，无论是农具，农田耕作方式，还是语言。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注重于探索集体精神。⑧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从他的著作《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开始，继续使用布洛赫创立的比较广泛的全球史和全面史的研究方法，然而，他同时又更为明显地重视长时段（Langue durée）中的静止因素，以及地理、气候和生物等方面的因素对人类活动的限制。费弗尔厌恶索邦大学的那种学究式的历史学，但是，现在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却忽视了政治方面和变化。《年鉴》杂志上刊登的有关“物质因素和生物因素”的狭隘的地区研究文章，特别是60年代的那些研究，便反映了这些倾向。不过，在这同时，大量的研究著作，例如勒罗瓦·拉杜里（Le Roy Ladurie）的《朗格多克的农民》（1966年），对人口模式和经济模式也做了大量研究。这些著作所指出的方向使这些研究同重现集体精神有可能相互结合起来。从一个极端来说，这种客观主义的历史学认为，只有可计量的东西才值得认真对待，⑨结果产生了孤立的探索，脱离了老一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的学识渊博的许多著作中所关心的广泛内容。但是，从另一个极端来说，它又产生了乔治·杜比（Georges Duby），雅克·勒高夫，罗贝尔·曼德鲁（Robert Mandrou），彼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伊曼纽尔·勒罗瓦·拉杜里等人的伟大著作。他们所关心的是从比较宽广的制度和物质背景下去考察意识和文化。年鉴学派植根于法国地理学和社会学的悠久传统，是地地道道的法国现象，但是，它也给予说拉丁语的国家、东欧国家（尤其是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的社会史和经济史以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英美和日本等国的历史研究最终也几乎在所有方面亦步亦趋地模仿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