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商品经济洪流在中国大地上滚滚而来的时候，人们不免对它所带来的种种效应包括道德效应进行反思，其中有困惑、疑虑，也有惊叹、赞扬……“吃肉骂娘”说，双重人格论以及新的义利之辩，就是这种思考的不同层次的体现。怎样看待商品经济的道德后果？如何摆脱人们面临的道德困惑？关键在于摆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的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关系。
    历史通过道德来获得完善道德由历史来提供内在基础
    社会发展可按照以生产力为标志的历史尺度和以道德水平为标志的道德尺度来衡量。从总的趋势看，二者是一致的。但在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上，它们又存在着地位差别及其转换。这是因为，道德起源于历史，又以历史为归宿，但它们的地位并不是始终均衡的，而是彼此消长的。《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话朴素地揭示了人类道德对物质基础的依赖关系。当道德的发展尚不具备历史基础时，历史进步就成为首要的任务，历史尺度就应跃居至上地位。尽管历史发展往往要付出道德代价，但正因此获得了历史进步的动力。历史尺度在特定阶段上的至上性，决定了这种代价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所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历史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之后，就需要道德来加以补偿，这时道德尺度就应置于至上地位。可见，历史和道德是互为中介的：历史通过道德来获得完善，道德由历史来提供内在基础。在时间的展开中，便有了它们地位上的差异与转化。
    在中国，战国时期的着名法家人物韩非就倡导一种非道德主义，反对德治传统，提出“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的主张，把人的物质利益作为历史进步的杠杆。这无疑反映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韩非思想为秦统一中国作了理论准备。历史一旦奠定了物质基础，便需要由道德的强化和发展来加以完善。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推行，重新确立了德治仁政的局面。在义利关系上，他倡导“正其谊（义）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使伦理本位主义得以凸现。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体现的近代精神对科学与理性的崇尚，昭示着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8页）的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宣扬非道德主义，到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提出“我们的德性经常只是隐蔽的恶”（《道德箴言录》），都透视着一种对中世纪宗教伦理的反叛。黑格尔把恶作为历史进步的一个必然环节，而在费尔巴哈那里，“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剩下的只是对爱的宗教的追寻。很清楚，“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同上书第1卷第10页）的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这种变迁，折射着历史发展通过道德完善自身的需要。
    脱离内在历史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只能陷入“乌托邦”
    过去，在道德问题上，我们曾经采取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把道德尺度置于历史尺度之上，而无视历史的发展，从而导致了道德泛化的局面。在道德方面，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一种理想主义倾向。这在十年内乱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就有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说教，道德的纯化达到了极点。可就在道德理想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正是中华民族遭受灾难之日，这是发人深思的。在这种道德本位的文化氛围中，人们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被还原为道德关系，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种被抽空了自然本性和物质利益基础的干瘪的道德符号，道德变成了人类历史行为的目的本身，人的个性、人的创造力都被束缚在空洞的道德规范之中，从而导致了人的历史主体性的丧失。对历史进步的蔑视，集中表现在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这恰恰构成了与道德理想主义的互补。由于对人的物质利益和需要的否定，对人的地位和价值的贬低，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成为道德的楷模和革命的象征，结果导致一种禁欲主义，得到的报应乃是普遍的贫困。这种狂热的道德高扬，是以社会的停滞和倒退为代价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不仅为人们揭明了人类道德的指归，而且揭明了通向道德理想的具体历史途径，因而体现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道德理想主义仅仅抓住其逻辑的层面，而撇开其历史基础，把作为理想目标的道德归宿当成历史进程本身，这是它在理论上的失足之处。由于脱离了内在历史基础，这种理想主义只能陷入“乌托邦”。
    之所以出现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偏差，其原因不外乎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本位主义的深远影响和自然经济的广泛存在提供了现实土壤。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中国社会是在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宗法社会。这种文化特征孕育了中国的德治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出现的道德理想主义，由于自然经济基础的依然存在，获得了与传统文化的认同。过去主观上也曾希图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事实上却往往是以向传统观念的复归为结局。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触动传统观念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扬弃这一基础就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