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道德环境
    经过对历史的省察，当代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结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决着自然经济基础，逐步瓦解着道德理想主义的根基。历史尺度的至上地位正由商品经济这一不可遏止的客观物质力量确立起来。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其特点是效益与平等。与此相适应，一个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其总体系统的和谐与稳定主要不再是诉诸道德手段，而是通过物质利益关系和法的契约关系来维系。因此，道德尺度的弱化不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商品经济本身发展的内在的要求。
    道德尺度向历史尺度的地位转换意味着：就个人来说，不再把道德作为人格塑造和实现自我的最高目标和唯一内容，而是把主体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就社会而言，则不再把一切社会关系统统归结为道德关系，而是根据它们的多元特点，按照不同的尺度去评价和调节，把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已经积淀为人们的日常观念和习惯，甚至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这种惰性背景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历史与道德的背反，表现为现实生活中人的双重人格的苦恼：一方面是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所塑造的虚假自我，另方面又是商品经济这一现实力量所塑造的真实自我。许多道义上的指责，其内容往往是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所要求的。这些指责实际上是基于某种超历史的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显然，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意识已经成为现实社会发展的障碍。其次，商品经济在道德上引起了超前和滞后两种效应：相对于现存的封建道德残余，它是超前的；相对于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它又是滞后的。对于前者，人们没有什么意见分歧；而对于后者，人们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讨论中，为了同道德理想主义相调和，大都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殊特性，而回避它作为商品经济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及其负面，试图掩盖商品经济发展与某些消极道德现象的内在联系。他们往往把这些消极道德现象归咎于旧的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十年内乱的破坏、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力。许多人甚至仍在怀恋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道德风貌。殊不知，由于缺乏内在物质基础，这种道德风尚实际上是脆弱的。后来十年内乱这一悲剧的发生不就是有力的证明么？
    因此，随着现实生活中道德尺度向历史尺度的地位转换，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在观念上也要相应地自觉实现这种转变。这样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清醒的改革者投身到历史发展的大潮中去。这就需要人们对商品经济所派生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道德规范，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承认其历史必然性和相对合理性。应该看到，商品经济在道德上产生负效应，是历史发展的必要环节和阶段，也是为道德的最终发展奠定内在基础所需要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摈弃过去那种道德理想主义的观念，使道德尺度从属于历史尺度，并保持一定的弹性机制，从而为商品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推进创造一个宽松的道德环境。也唯其如此，才能真正走出道德与历史背反的怪圈，摆脱双重人格的困惑，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一个真实的而非虚幻的自我。
    不论何种社会制度下的商品经济都有其共同本质，否则就不再是商品经济了。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这种共同本质的实现形式，而不是其否定形式。它所包含的一般属性决定了与商品经济共生的道德现象。生产者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是商品生产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利益上的差别这一社会存在必然表现为道德上的利己主义和观念上的私有意识。此外，马克思说：“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同商品生产分不开”（《资本论》第1卷第89页）。这种共生的特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避免。因此，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等观念就必然在道德领域表现出来。相对于人类的道德指归来说，这些道德现象无疑是一种恶，是一种“不道德”，但它却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正是这种恶构成了通向人类至善境界的一个必要环节，因而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诚然，现阶段历史尺度的强化和道德尺度的弱化，并非导向道德虚无主义，使历史发展出现一段道德空白。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想无疑需要坚持，只是不再把历史目标当作历史过程本身。因为同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看到了商品经济及其道德现象的历史暂时性，而这正是基于对道德理想的科学信念。应该摈弃的只是那种撇开历史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而不是以整个历史发展为内在基础、以科学历史观为正确指导的道德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