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逊的著作强调理解思想，民众文化史学家的著作强调理解符号行为，他们都不重视计量化，也不主张明确地确定有关证据构成的标准。这些做法含有方法论上的危险性。这里我们应当转过来简要地讨论一下与此有联系的关于联邦德国日常生活史理论的辩论。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是倡导这种历史学的最重要的理论家。70年代末，他和于尔根·施鲁姆鲍姆（Jurgen Schlumbohm）以及彼得·克里特（Peter Kriedte）一道发表了关于“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的著作，接着被译为英文出版。（41）他们把家庭模式和生产状况的变化联系起来，从而把有关经济和人口的硬性事实与汤普逊所提到的原工业化时期工人对劳动条件所作的反抗结合起来了。从那部著作问世以后，梅迪克的理论著作又接受了吉尔兹的基本假设，更为重视文化中的符号方面。必须面对事实的历史学家可不象“划艇上的传教士”，（42）而是象一名人种学家那样，决不能把自己的概念硬塞进完全不同的事实中去，恰恰相反，应当将自己连同整个的人格溶化在它物之中。梅迪克对前面提到的西德的政治社会史倾向作了批判。他论证说，从概念结构着手进行研究，并且试图形成概念化的答案，这种努力必定会导致曲解事实。韦勒和科卡却为这种方法辩护。他们指出，没有概念和理论，便不可能有经受得起批判性检验的社会史。（43）于尔根·库辛斯基的5卷本的《德国人民日常生活史》（1980-1981年）极大地激发了民主德国对日常生活史的兴趣。在这部著作中，他着重指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只注重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却忽视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日常生活，这种做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们必须向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学习如何去认识实际生活中的普通人民以及他们在什么条件下生活。（44）然而，他的这部历史著作与布罗代尔的3卷本的关于近代早期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著作完全不同。库辛斯基之所以能够博得如此高的声望，是因此他对社会变化、政治背景和精神的认识比布罗代尔来得透彻一些。被称之为图宾根学派的联邦德国的人种文化史学家也很明显地注重于研究日常生活、意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深入地考察了1848年德国革命时期政治行为中的象征性符号。（45）法国70年代末以来的一大批著作从符号、纪念碑、节庆、歌曲等方面重新研究法国革命和法国共和国的传统。由集体撰写的最新的一部3卷本著作《纪念地点》（1984-1987）是年鉴学派中的一些主要历史学家完成的。他们试图着重说明，政治史的写作不仅需要沿着政党和社会一经济结构的线索，而且还需要依据集体“回忆”的线索。（46）《私生活史》一书对日常生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47）然而，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之间仍然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表现在吉尔兹和布尔迪埃的不同的人类学概念上，同样也构成了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erg）的《奶酪和蛆虫》（1976-1980年英译本）一书的意大利文版前言中的主题。金斯伯格对布罗代尔的精神史作了尖锐的批判，并且认为这种历史完全忽视了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结构。（48）
    金斯伯格和梅迪克的著作，以及类似的著作对现代权力的状况作了激烈的批判，反过来，对比较简单的前工业社会却作了比较宽容的评价。他们还主张取消现代的科学传统和社会科学传统。然而，现代的社会科学却没有死亡，它往往会从重新唤起的对文化的兴趣中吸收营养。年鉴学派有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重于前工业社会的研究。以韦勒和科卡为代表的所谓比勒菲尔德学派（Bielefeld School）所实践的社会史和他们创办的杂志《历史与社会》（1975年创刊），以及他们出版的一大批著作，集中力量研究了工业社会的历史，其中主要是进行详细的地方研究，同时也作了比较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产业工人，但也研究白领工人，与此同时，政治和思想背景在他们的研究中据有极重要的地位。韦勒积极响应了霍布斯鲍姆的号召，在他的那部4卷本的《德国社会史》中开始从不完整的社会史转向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49）到1987年为止，这部书的前两卷已经出版，内容是17世纪和18世纪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时期的德国社会史。他将社会结构变化的分析置于实例的基础之上，同时又通过建立政治和思想的背景来避免这种研究中固有的不完整性，从而使这部著作在80年代国际历史学界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历史学在波兰则有条件建立在包含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的传统悠久和丰富的社会史的基础之上。（50）在民主德国，哈特穆特·兹瓦尔（Hartmut Zwahr）于1978年发表了他的关于莱比锡无产阶级形成的著作。（51）他使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去描述1830年到1870年莱比锡的几千个工人家庭的生活，尤其重要的是他研究了工人家庭的形成以及无产阶级意识的产生，从而使他的著作具有汤普逊的著作中所缺少的比较坚实的事实基础。民主德国的赫尔嘉·舒尔茨（Helga Schulz）在1987年出版了《柏林社会史，1650-1800年》一书。这是一部证据极其详实的著作，把人口、社会成分和经济置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背景下加以研究。（52）长期以来，法国的社会史研究一直受到批评，认为是忽视了工业化这段时期的历史。这种指责并不十分正确，从今天看来就更加不正确了。法国的许多社会史著作，其中包括伊维·勒昆（Yves Lequin）的堪称为榜样的关于19世纪里昂工人的著作，已经走向了近来的比勒菲尔德学派著作中的同一方向。新型的社会史对计量方法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同时对当前大量的以人类学为倾向的历史著作中强烈的反实证主义倾向、有时甚至根本反对使用概念的倾向，也持有谨慎的态度。
    最后，应当提及的是国际范围内历史学界共同关心的两个方面，即弥合学术性读者与广大的一般读者公众之间差距的愿望和探索综合性历史研究的愿望。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抱怨，即认为自从历史学转变成一门职业性专业后，反而失去了它的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这种不满是由人文历史学派（historians of humanity）中杰出的历史学家，例如威廉·H·麦克内尔（William H. McNeill）（53）和西奥多·H·冯莱夫（Theodore H. Von Lave），（54）表达出来的。他们认为，狭隘的学术专著中的几乎全部的学术性工作都无益于帮助人文科学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其世界范围的越来越增长的相互依存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议，应当继续努力重新写作一部单卷本的人类史，让世界各国的中学生都学习这部历史。在这样的一部历史书中，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学者彼此之间可以达成共同的观点。这项建议本身也表达了同样的不满。］（55）另一方面，随着50年代以来历史学越来越热衷于社会学理论和迷恋于电子计算机，也使这样的孤立状态日益加剧了。当然，历史学家脱离广大的一般读者公众的孤立状态并不象所说的那末绝对。在法国、意大利和波兰，历史仍然是广大群众热衷于讨论的主题，并不只局限在专家的范围内。目前在联邦德国正在写作中的一部著作《历史学家的争论》在论述纳粹政府的历史地位时，指出意识在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取向上仍然起着核心的作用。（56）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历史学季刊》和英国的《历史作坊》等杂志也在力图创造出现代的社会史。其中的许多文章无疑是站在民众的观点或左派的观点上写作的，而且是历史学家和广大群众都可以接受的。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各国和联邦德国的历史论坛运动努力把历史业余爱好者吸引进来共同探讨他的（或者说更重要地是她的）过去。最后，要求克服特别是以人类学为倾向和以计量化为方向的新历史学中明显表现出来的不完整性的呼吁非但从未停止过，而且越来越强烈。目前仍在进行着的、由《美国史学杂志》举办的对话中，许多文章的作者呼吁需要达成新型的综合的历史，把美国生活中彼此孤立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形成公众的文化，并将它视作政治文化。（57）弗朗索瓦·福雷（Francois Furet）关于法国革命的一部著作中也提出过类似的要求。（58）在这一点上，保守的历史学家和左翼历史学家趋向于一致的观点。不过，公众文化不应当只限制在国家范围内。至少从韦伯和葛兰西看来，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社会中的各种努力所起的作用。然而，综合并不是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每一项综合，其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假设，为专门化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已。目标不是太高，但价值更大的做法应当是去探索和研究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任何一个研究项目，不管其涉及的时间多么短，地域范围多么狭小，也不管它所研究的只是某段时期和某个地方，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它都有潜在的意义。本篇序言应当强调指出，历史研究中不存在什么起指导作用的占主导地位的规约。然而，对历史研究和历史理解的新的推动力又恰恰是来自于广泛多样的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