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于过去，意识和文化因素在更大的程度上纳入了历史研究的范围。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还是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概莫能外。1973年，阿隆·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在苏联出版了他的著作《中世纪的文化范畴》。这部著作的各种译本十年后在东欧各国和美国出版。（32）80年代，维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的《计量和人》也从波兰文版译为西方各种文字。（33）这部著作标志着库拉的写作开始从早期的结构主义倾向的经济分析向人类学范畴的重大转变。众所周知，以波科克和斯金纳的著作和科塞勒克的那部概念史的著作为代表的传统性较强的思想史已经让位于“精神”史（history of “mentalites”）。“精神”史事实上也有很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布洛赫和费弗尔，甚至还可以更远地追溯到胡伊津加和伯克哈特那里。它与其他形式的有关意识的历史的不同之处在于把意识更为坚实地置于社会背景的基础之上。它不仅力图识别出定义明确的个人思想，而且还力图识别出各种思维范畴，有关存在状况的态度及其表现自身的实际途径和习俗。于是，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意识和文化之间的差距被弥合了。
    然而，与“高级”文化不同的作为民众意义上的文化还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义。在其中一个定义中，文化是被动的，有情感的；在另一个定义中，文化却是主动的，以形成了概念的因素为主导。文化总是表现为意义的网络，并且作为符号向历史学家揭示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类学家和马克斯·韦伯等社会学家之间可以没有什么分歧。但是，作为前一种定义上的文化则由克利福德·吉尔兹作出了最精辟的阐述。吉尔兹对英美和德国的日常生活史研究都有惊人的影响。他认为，文化代表着一种无差异的整体。对于观察者来说，文化通常直接渗透到礼仪和习俗中去，就象吉尔兹所做的那种关于巴林人玩斗鸡游戏的经典的“厚描述”，从而最充分地表现出来。（34）他的这一阐述描绘了某种意义上的民众文化，但同时却忽视了这种文化中可能存在着的另外一些部份、其反面、以及这种文化内部的控制系统。吉尔兹的概念中包含有民众性，从而使它反过来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和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在文化中起作用的权力和统治的因素当然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当前的社会史来说十分重要的有关社会和文化的另一种不同的观念则是来自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概念，即承认统治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社会中的统治者的价值观念被被统治者内在化。因此，他不但从经济和政治的因素来解释社会控制，而且用文化来加以解释。关于权力和统治作用的解释使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有了根据，而且在保罗·布尔迪埃的人类学中已经形成的程式比在克利福德·吉尔兹的人类学中所提供的程式更为清晰。
    对于这两种概念不同的文化需要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法--这些方法一直是用德语中的“日常生活史”（Alltages-chichte）一词。对工人、妇女、种族群体的成员等的研究有了迅速的发展。在这类历史研究中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手段和工具，那就是面谈采访，即“口碑史”。（35）有关民众生活的这些研究可以继承“民俗学”的悠久传统，重点在于研究歌曲、庆节，民谣，普通民众的态度，以及普通民众生动活泼地将命运注入其中的种种载体。后一种研究中的典型是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的《奴隶制和自由下的黑人家庭》，从历史上追溯了黑人对压迫作出的反应。
    工人阶级史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史的其他领域，例如妇女史，移民群体史，少数民族史当中有代表性的趋势。工人阶级史至少存在着五种不同的形式。传统的工人阶级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历史，正象妇女史基本上是女权运动史一样。1961年至1972年，民主德国出版了于尔根·库辛斯基（Jurgen Kuczyski）的38卷本的大部头著作《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活状况史》（36），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试图从工人运动史转向全面研究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重大尝试之一。我们在后面还将进一步讨论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研究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下的劳工史的种种努力。E·P·汤普逊（E. P. Thmo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为工人阶级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榜样。汤普逊指出了新方向，他强调的不是结构因素，而是文化因素。因此，这也是他对亚尔都塞（Althusser）的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定义社会存在的结构和客观方面的理论所作的尖锐批判。（37）汤普逊的这部著作的标题便提示了工人阶级需要通过劳工中的精英人物在面临着突然出现的工业资本主义及其伴随物的挑战时所做出的有意识的行动从而被创造出来。从许多方面来看，汤普逊的著作标志着朝思想史的转向，尽管这对是在社会阶级和政治冲突的背景下来加以对待的。正如汤普逊所着重指出的，阶级并不是某种“事物”，而是一种关系，它产生于具体的生产背景下对其成员的认同。（38）汤普逊的著作还代表着向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例如托马斯·艾什顿（Thomas Ashton）等，以及美国计量社会学家，例如梯里夫妇（Charles and Louise Tilly）和爱德华·肖尔特（Eoliard Shorter）等人所实践的各种社会科学形成的劳工史发起的前沿攻击战。上述这些学者没有认识到需要运用移情式的理解来丰富他们的计量方法。在汤普逊看来，档案资料比统计数字更能够理解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歌曲、节庆、协会、以及他们的消遣方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70年代和80年代的大批历史著作的主题。（39）尤其是在法国，现在的罢工更多地发生在民众文化领域内，而不是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对抗。（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