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学转变为一门严谨的科学。这种有意识的努力中还有另一个重要方向，那就是形形式式的计量化。计量化并非是由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而创造出来的。却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经济史是最先应用计量化的领域，也是最重要的领域。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与年鉴学派有关系的一些历史学家，例如弗兰索瓦·西米安（Francois Simiand）和厄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e），已经在实践这种计量化的经济史。⑩他们所进行的早期研究是有关工资、粮食价格和地租变化的长周期与社会动乱之间的联系。这些著作对于60年代的新马尔萨斯历史学派，例如勒罗瓦·拉杜里和古贝尔等人，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他们开始在这种历史学中增加了人口因素。广泛的社会背景是这批法国历史学著作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然而在以市场经济学传统为渊源的英国历史学家，特别是美国历史学家的计量化研究中，却基本上消失殆尽了。这一倾向最为明显地表现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以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为代表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著作中。现在的经济史已转变成完全用数量来表达经济增长模式的公式。然而，这种有关经济增长模式的概念力主经济的独立性，不受政治的干予，也不受社会冲突的影响，似乎这些因素根本就不存在。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那部关于奴隶制经济学的著作《苦难的时代》（Time on the Gross）试图应用纯计量的方法和概念去分析一种社会制度。然而，使用这样的方法和概念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认识和理解这种制度中的质的方面。（11）于是，这种研究方向开始引起重大争议。有一些比较严谨的著作也应用电子计算机去分析历史中的其他各个方面--例如新社会史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可计量的资料去研究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新政治史使用类型相同的档案资料去研究选举行为。这种方法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法国（例如路易·亨利）和英国（例如剑桥大学人口和社会结构研究所）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各国的人口学都利用教区登记簿，依据它建立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模式。此外，彼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和彼得·拉斯勒特（Peter Laslett）的著作还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去认识家庭生活的结构变化。计量化方法始终带有一种危险性，那就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使它孤立于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之外。然而，它也有自己独到的长处，那就是把“精神”研究置于坚实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例如70年代在法国进行的对17世纪和18世纪宗教态度转变的研究就是使用电子计算机对成千上万份遗嘱做了分析。
    由于重视了对硬性社会事实的分析，结果反而忽视了用叙事式的方法重视过去的人物和事件。这一现象同样表现在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史研究的另外两个重要取向上，那就是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政治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politics）。马克思主义作为丰富多样的传统，特别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在历史研究中。本书所选的哈罗德·帕克尔（Harold Parker）和杰西·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y）的那篇文章讨论了英国和波兰的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60年代和70年代所发生的方向性变化。关于这一方面，后面还要作详细的讨论。具有政治派别倾向的史学在60年代和70年代依然十分活跃，其功能象50年代和60年代一样，是服务于政治的。此外，对于50年代以来关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问题的争论密切相关的客观发展问题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例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那部关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著作。（12）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之间，以及莫里斯·多布森（Maurice Dobson）、威托尔德·库拉（Witold Kula）、托波尔斯基、沃勒斯坦等人与布罗代尔之间，都产生了共鸣，他们都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尽管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看不到阶级斗争和剥削的因素。这样的共鸣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之间的紧密合作，无论这些合作是个人之间的、还是研究机构之间的。库拉的著作《封建制度经济理论》（波兰文版，1964年），译成法文出版时（1971年）由费尔南·布罗代尔作序，这决不是一种巧合。（13）
    用社会分析去取代对事件和人物作叙事式的描述，这种意愿是我称之为政治社会史的这种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在联邦德国历史著述所发生的方向性转变中，这种历史学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德国特定的传统和历史条件。（14）这种历史学为自己设定的当前的政治研究课题是如何对在德国社会-政治背景下导致了纳粹这种极端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发展作出正确的解释。汉斯-乌尔里奇·韦勒（H.-u. Wehler）和于尔根·科卡（Jurgen kocka）等历史学家接受了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所含有的内部矛盾的观点，但是，他们却是从韦伯的观点为出发点，把马克思的观点应用于对俾斯麦革命以来德国所出现的不平衡的现代化作了具体的阐述和解释。他们试图把业已明确形式的概念应用于历史现象的研究。他们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样，把历史学看作“历史的社会科学”，也就是说，是一门社会科学。他们不同于年鉴学派的许多历史学家和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几乎全部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能否持价值观念上的中立性表示怀疑。恰恰相反，他们要求坦率地承认历史学家具有社会的和政治的倾向，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要求认识论上的诚实态度。
    总之，以上的叙述正是本书所要阐明的，也是这篇序言所要强调说明的当代史学思想和著述的主流。本书选入的各篇文章对历史学实践中发生的转变所做的阐述远比这里的概述丰富，但与上面提到的要点是完全吻合的。自本书出版以来，历史研究确实没有出现急剧的突破，然而，历史研究的氛围确实发生了变化。本篇序言中概括的四个取向，在80年代仍然继续存在着，旧的叙事式历史著述方式也继续存在着。历史学家必须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一门科学，也就是说，力图理解和认识事实依然是历史学家广泛共有的信念。但是，我个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关于历史事实的原理在80年代的历史理论著作中，正在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和越来越多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