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在吕振羽的着作中，他曾举湖北和邵阳所见难民贱价出卖妻子之例以证古代奴婢的地位卑贱低下；（13）曾举自己家乡土地买卖之例以证古代田契实质所在；（14）曾举解放前个别少数民族还有生食肉类的情况以证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状况，等等。（15）吕振羽的历史研究中，时常这样以今证古，以古证今，加强对历史的理解，深入对历史的阐述。他的调查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出于这种研究方法的需要。他的考古访古，对少数民族调查范围之广泛，在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称中得上是突出的。
    其三，对历史的逆向考察，扩大了吕振羽对历史研究领域和范围。
    吕振羽非常强调民族学研究对于古代史研究的意义，把它视为打开古代社会奥秘、开廓史学领域的妙方，他说：
    若干民族在解放和改革前的社会中的原始公社制的某些存留，能给予我们以研究原始公社制度史的具体的启示；（16）
    兄弟民族中如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在解放和改革前的奴隶制度的存留……能给予我们以研究奴隶制度史的具体启示；（17）
    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的西藏，存在着较典型的农奴制度……能给予我们以研究农奴制度史的具启体示。（18）
    对少数民族的这些研究，确实充实了他对古代社会的研究，特别是加深了对原始社会史的探讨。他以对鄂伦春族“乌力楞制”、黎族“合亩制”、景颇族由原始公社制到阶级制过渡形态的研究，补充了以往对原始公社制的研究（以《我国若干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或其残余》补订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同时，也发展了他的民族史研究的新成果。他的民族史研究顺向考察与逆向考察相结合，结合历史、结合现实，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学术观点。所提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特点“掠花式的交错和人口的杂处”这一学术见解，恰切地说明了古今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特征，为党的民族政策制定提供了有力佐证。他还认为，各民族间的友好合作是中国历史民族关系的主流，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本质上不存在剥削、压迫和不平等的社会依据，各族人民经济、文化、政治相互影响，“密切不可分割”，为今天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础。（19）周恩来曾高度肯定了吕振羽民族发展史研究的贡献，说：“象吕振羽同志这样的作家，我倒是希望他能多写一点”。（20）
    其四，对历史的逆向考察，也决定了吕振羽历史研究选题的正确性和富有时代意义。
    既然对历史的逆向考察是一种由一定历史阶段对过去的反向考察；那末，这种逆向观察点也可以沿时间轴的正向推移，超过现实，以设想中的未来某一点来考察今天，这就变成预测；即是说，预测也是一种逆向考察。科学的预测对于革命中的人们来说，是一种鼓舞斗争信心的必要手段；对于有远见的史家来说，正确的预测又是搞好历史研究选题的重要方法。
    毋庸多言，他的很多研究选题是得意的。以《中国民族简史》为例，就是一种正确预测所定选题。他说：“抗战胜利结束，进行到和平民主事业的斗争，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动日程上，我们应同时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21）《中国民族简史》的撰着，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震动。人们评论说，这本书“对于国内少数民族过去所受的痛苦，及今后应当如何帮助他们在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共同担负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可有一个初步的认识”；（22）是“唯一新的民族史”，“可以清扫一切歪曲之论”；（23）这本着作的出版，不仅很快发挥动员各民族群众参加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在建国初的民族事务工作中贡献了参谋意见。
    吕振羽晚年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回顾五十年来，我从选题到着述，每每是感于历史使命”。（24）不难看出，这些选题都是正确预测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选定的。
    其五，对历史的逆向考察还促进了吕振羽更多注意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影响研究。
    由于逆向考察强调反向观察历史事物的最初形态，这就使史家对历史研究的对象发生某种区别。即更注重于历史影响的研究。吕振羽史着中，注意历史影响的研究不少。如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就较多地从日后航海、对外贸易、华侨开发东南亚方面评述，在他的《学岭诗草》中，评人论事也颇多以影响定论，如，评魏孝文帝改制“远启隋唐新局面”，“消除南北旧纠纷”；（25）肯定戚继光“戚军声威振海邦”，“百年倭寇告绝迹”：（26）陈胜吴广起义“揭竿仗锄掀巨波”，“历朝同唱大泽歌”；（27）还热烈赞扬了王船山史论非凡，“初扬异帜‘龙舟歌’”。（28）透过这些诗句，可以感觉到吕振羽评人论事的逆向思索。虽然吕振羽注意历史影响、传播方面的研究并未形成专门的理论，但却给了后人很多有益的启示。
    最后，我们必然回到马克思所强调的关于对历史逆向考察的现实出发点和理论出发点的问题。
    吕振羽正是这样努力的。他从不背离现实治史，严格就人民革命事业需要出发，研究历史，指导现实，呼吁把史学变成“人类生活斗争的指南针”，“提高人类的创造作用”。（29）人们公认他“熔革命与学术于一炉”，“治史和革命实践是紧紧相连的”。（30）同时，他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作为自己观察和分析历史的理论出发点。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是历史研究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把握这套工具来解剖中国社会的全过程”。“一切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31）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历史学研究的党性和科学性，划清了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历史学研究的界限。
    上述的分析不难看出，逆向考察不仅决定了吕振羽史学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论，而且也是推进他研究成果、扩大研究领域、并得以正确选题的重要手段，是渗透于吕振羽毕生治史的重要方法，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