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和语言习惯相适应，中西古代史学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意识在人类思维中的通约性，两种史学又不是截然异质的，而是存在许多普遍性。史学比较的任务就是要把握它们的特性和共性，为改造和创新自己的史学提供可靠的依据。当前有些同志忽视对史学可比性的判断，便对中西史学评头品足，因而结论往往失当。本文将根据实事的原则求是，针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有助于正确理解中西古代史学的实质。
    一
    史学既然是对历史事迹的陈述和认识，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在史家头脑中的反映，它当然能体现社会政治的变化，并具备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功能。因而，世界各国史学从其产生之日起，无不与现实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怎样正确看待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涉及到对史学的属性与功能的认识，而且直接影响对古代史学的评价。有人认为“史学在中国始终是官学和王朝的御用工具”①，只注重为封建统治者提供鉴诫；而在西方，史学基本上是“私学”，注重用发展联系的眼光探讨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充满了求真探原的科学精神。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史学发展的客观实际。
    中国古代统治者的确非常注重利用史学，这与中国很早就产生的普遍的重史风气相一致。早在《尚书·多士》中就记载了周公的训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到西周时中国就已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史官制度，用以发挥史学“言古以剀今”的功能。但是，统治者重视利用史学，并不等于史学完全丧失了独立的发展特性。古代史家固然多是史官，但他们作为史学这一特定思想领域的代表，在行使修史职权时，具有无可非议的独立性，“君举必书”、“书法不隐”被视为史家的神圣职责和优良品质。同时，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解释和评价，被看作是史家自己的事。当史家从事这些活动时，史家不仅是自主的，而且地位和威望很高。白寿彝先生在论史官的职责时说：“史官本是神职，有自己的神圣职责，这就可能要求最大的忠实。”②从西周至秦汉，这时期虽然也发生过当权者干涉史学的情况，但这种行为被看作是对史家自主权的侵犯，而那些扞卫史学的神圣性、秉笔直书的历史家们受到历代人的赞扬。齐太史、董狐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到了秦汉以后，随着专制主义的加强，史家的地位和威望一落千丈，史学日益受到统治者的干预，并且越来越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这种局面的转变说明了封建专制主义对史学的逐渐渗透，但也不能说此后的史学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中国古代史学政治化的加强，是一个随着社会政治变化而逐渐发展的过程，而且每一历史时期的史学又都有不同的特点，并非自始至终都是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如果因为某一学科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就目之为“官学”或“御用”，那么古代就没有真正的学术，这显然是谬论。
    这一问题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证明。廿四史历来被看作是封建统治者控制和利用史学的结果，是官方史学的典范。但是，“正史”在浩若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只占很小的比例，除此之外的许多史学着作并不都囿于封建正统史学的狭小圈子里。孔子编订《春秋》，打破“学在王官”的局面。开创了私人修史之风。后代史家继承了孔子重视总结历史的传统，把立言载事、记述往代事迹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历代都产生过大量的私人史着。私人修史之风，魏晋南北朝时最盛。据史料记载。单记述晋一代史迹的着作就有十八种之多。隋唐之后，虽然官府禁止私人修撰国史，但史家们仍然写出了比前代更多的私着。刘知几曾在史馆任职多年，但因嫌受当权者牵制太甚，乃“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③。宋代的文化政策比较宽松，这时期的私人着述不仅仅局限于对前代史迹的描述，而且大量记载了当代事情。“宋代许多史家很注意当代史的纂修，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数量之多，卷帙之大，都是空前的”④。流传至今且比较重要的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汇编》等。明清之际，野史、私撰的出现更是达到鼎盛局面，据清代学者全祖望所言：“明季野史，凡千余家”⑤。私人修史之盛，可以想见。清初的史学巨匠们如顾炎武、黄宗羲等更用新思想、新方法编着史书，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学遗产。虽然这些私人着作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专制统治者和封建迷信进行了批判，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见，忽视对中国古代史学从总体上作深入考察，便断言古代史学始终是统治者的御用工具，缺乏独立的求真精神，这违背了史学发展的客观实际。不仅“正史”之外的许多史学着作具备独立的特性，即就“正史”而言，司马迁写《史记》、范晔写《后汉书》、陈寿撰《三国志》，大都凭史家一人之力而成书，并对史学本身作出了很大贡献，不能都目之为官方史学。
    西方古代史学的发展，在形式上与社会政治的结合不甚密切，这与西方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古代希腊“从来没有政治上的统一”，而是单个城邦的独立发展史。罗马帝国的政治生命随战争的胜败而沉浮，此后就是战乱不已的“黑暗时代”。政局的不稳使得西方古代没有建立如中国那样的专制集权制度，因而也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修史制度。这种情况固然使史家摆脱了官方政治的干预和束缚而具备充分的治史自由，但是，并不能说西方古人研究史学便脱离于社会现实之外，与现实政治没有任何瓜葛。在史学发展早期，史学家同时是着名的政治家或军事家，是世界史学发展史上的普遍现象，不独中国如此，西方也一样。修昔底德、色诺芬、老加图、李维、凯撒等，都是史学家兼政治家，他们也十分注重史学的经世实用功能。塔西佗在《罗马编年史》中说：“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⑥。波里比阿指出历史乃经世之学，要为人们提供活生生的先例，使人们有所遵循。另一方面，古代欧洲没有建立一种由政府组织和支持的修史机构和制度，这也成为西方古代史学不发达的一种因素。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说：“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断言，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其一因也。……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着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然以专才任专职，习惯上、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