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们采取何种体裁写史，完全是依照所写内容的具体要求，为了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这就是历史着作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有人对中西古代史家的史书体裁进行比较，认为司马迁用纪传体形式写史，比之波里比阿用叙事体要落后，理由是“纪传体把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割裂分离成互相孤立的几大块块”（13），不能系统地反映历史的全貌，而叙事体则能围绕历史现象进行叙述，完整地揭示历史事件的演变规律。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因为作者不了解编纂学的基本原则。司马迁撰《史记》时，政府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他为了从多方面展示历史图景，创造性地采用纪、传、表、志这种综合性体裁，“网罗天下放失（佚）旧闻”，并把杂乱叠重的历史资料择善取精，分类部属，使之井井有条，各类之间和谐一致。这种方法本身就是历史编纂学史上的一大进步，不仅表现了他广阔的历史眼光，而且表现了他“善叙事理”的良史之才。诚然，古人还不可能象近现代学者那样把社会发展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史记》勾画出社会生活的一幅幅画面，较为全面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怎么能责其“把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割裂分离成几大互相孤立的块块”？至于后代沿用纪传体而不事创新，把纪、传、表、志视为“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由此产生的弊端乃至史学的衰退，那则是另一回事，不能归到司马迁头上，更不能以此抹煞纪传体《史记》在史学发展史上的进步性。
    波里比阿写《通史》所采用的叙事体，便于反映政治事件和战争过程的变化。《通史》在结构的系统完整性和逻辑严密性方面具有高超的技艺，但它记载的历史仅是罗马在一个多世纪内不断扩张并最终建立地中海沿岸霸权的过程，时间跨度短，而且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场面窄，无论在收集资料的广泛性和反映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方面，都比不上《史记》。试想，如果司马迁用“叙事体”形式写历史，能够写出纵贯几千年、包容各方面的史书吗？梁启超讲纪传体“将史迹纵切横断”，是站在近代史学的认识高度评价旧史学，并未否定《史记》的进步性。真正能够对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其内在动因的史作，正如梁启超所言，不仅求诸我国旧史界竟不可得，即如欧美近代着作之林，亦寥若晨星。（15）
    我们应对古人作实事求是的评价，过分苛求古人或用今人改铸古人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四
    在中国这样一个重史的环境里，史学理论也是古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控制和利用，正统史家们大多注重史学的“致用”功能，忽视抽象的理论思考，但在历代杰出史家的艰苦探索下，古代史学理论的建设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这绝不象有些人所说，我们祖先的抽象思维比西方古人差。在总结古代史学遗产时，我们不能对古人的理论贡献视而不见。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解释和评价，可称之为历史评论；一是对史学自身发展的探讨，偏重于历史编纂体例与方法的评论。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和韩非等人的着作中就包含有丰富的史学见解。《左传》产生了以“君子曰”为形式的初具规模的史论。而对史论贡献较大的史学家当推司马迁。他不仅在《自序》中表达了对历史的看法，而且每篇中都以“太史公曰”的形式抒发自己的历史观点，形成了较具系统性和理论色彩的史论。司马迁之后的各家史书大都有史论。《史通·论赞》载：“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这些论赞虽然不是系统的史论，但对历史发展往往能提出精辟的见解。明清之际的历史评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是这时期史论着作的代表。王夫之的史论在思想深度方面远远超出了前代史家，其中不乏对历史的哲学思考。
    古人对史学本身发展的阐述，侧重于历史编纂学方面。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通》，是古代第一部完整的论述编纂方法的理论着作。他对前代的所有史书从编纂体裁到方法进行全面评价，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主张。司马光、郑樵都是研究编纂理论的大家。清代的史学大师章学诚着《文史通义》，不独从编纂学角度评价分析前代史学成果，而且注重“史义”、“六经皆史”的观点，“史德”论等等，都在前人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创新。
    西方史学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并没有形成多少系统的历史理论，中世纪史学完全变成了证明“上帝存在并支配人类的神学工具，唯一的历史观就是宗教史观。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史学才摆脱了上帝的束缚，把眼光转向世俗的人间事务，发展起“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这时的史学家一方面对教会史进行深入批判。另一方面运用新思想和新方法对历史发展历程重新认识。马基雅弗利、波丹、维柯等着名学者在对历史发展的探索中，已产生了近代思想的萌芽。维柯的《新科学》用历史规律代替上帝意志来解释社会发展，马克思曾指出其中“有不少天才的闪光”。后来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提倡“理性主义”，注重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使西方的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十六世纪之前，中国史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处于世界史学的领先地位。西方史学的进步是文艺复兴开始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各国相继成立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等许多大学里，都设有史学课程，并延请着名学者讲授，此时史学研究才走向专业化和组织化，历史学的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十七至十八世纪，正当中国史家们沉醉于考据、史学进入衰落迟滞期时，西方史学却以迅猛的速度追上并超过了中国。中国古代史学何以由世界领先地位逐渐走向落后，值得当今的学者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