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缓和措施推进了通货流通量的持续增长。1970年危机以来固定资本投资萎缩不振，以致大量游资从生产资金转化为投机资金、抢购土地、股票、古董以及一些日用消费品，形成了虚假繁荣，市场物价急剧上涨。
    3.1973年田中政府打出《列岛改造论》的旗号，又进一步编制超大型预算，加剧了景气的过热。M[,2]的增长量，1973年由第一季度的21.5％，上升到第三季度的22.9％。因而使通货流通量超过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通货量，进而形成了庞大的“过剩流动性”。
    4.1973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石油危机。每桶原油价格从1973年初到1974年1月增长了34.3倍。原油价格的上涨为已经恶化的通货膨胀进一步火上浇油。物价的急剧上涨，出现了被称为“狂乱物价”的年代。
    5.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为了缓和过热的景气，抑制物价进一步上涨又采取了紧缩措施。日本银行的官定利率在1973年4月5％的基础上连续提高4次， 一直上升到1973年12月的9.0％的战后最高水平。M[,2]流通量增长速度从1973年第三季度的22.9％下降到1974年第一季度的11.5％。财政支出方面1973年第四季度也推迟了公共投资的进度。
    这些经济紧缩措施加速了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1973年12月日本陷入了一场战后最深刻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在这次危机中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和物价的急剧上涨以及大量失业现象交织并发，形成了严重的“滞胀”局面。而且在1975年第一季度危机见底转向回升之后，一直到1978年第三季度工业生产才恢复到危机前的高点。1973～1975年危机过后设备投资依然萎缩不振，工人失业与企业倒闭继续增加，“滞胀”仍然困扰着日本，1978年转入高涨阶段之后，1979年又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
    由此可见，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面临的情况是很复杂曲折的。
    其次，日本政府的金融政策，在信用调节中也有了一些新特点。
    第一，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官定利率的变动幅度较大。
    1972年日本政府的官定利率降到战后最低水平的4.25％之后，1973年又上升到战后最高水平的9.0％，并一直保持到1975年4月，历时17个月之久。但随着危机见底并转向复苏，官定利率开始下降。1973年一年里官定利率连降四次，从9.0％降到6.5％，并保持到1977年3月。1977年4月和9月官定利率又先后降低到5％和4.25％，1978年3月更进一步降到3.5％新的战后最低水平。
    很明显，1972年日本金融情况出现超缓和之后，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发展的势头，1973年12月采取了抑制总需求方针而大力紧缩银根，实行了高息政策。但是，1975年危机见底后为了刺激景气回升，日本政府又开始松动银根降低利率，一直把官定利率降低到战后最低水平的3.5％，力图用低利率来推动企业增加新的设备投资，以摆脱危机过后旷日持久恼人的“滞胀”局面。但是，1979年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又面临着新的通货膨胀威胁。金融政策重点就由刺激经济增长转为抑制通货膨胀的发展。日本银行的官定利率在1979年连续提高三次，从3.5％提高到6. 25％。接着到了1980年再次提高到9.0％的战后最高水平。
    所以，七十年代日本在信用调节中官定利率的波动幅度很大。这反映了七十年代日本经济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急剧变化。做为调节信用重要杠杆之一的官定利率也随着灵活多变。
    第二，七十年代在信用调节方面，日本政府重视控制通货流通量的政策。
    1977～1978年3月当日本的官定利率连续提高四次时，M[,2]＋CD（日银券＋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可转让大额存单）年增长率始终稳定在11％水平上，到1980年才降到9％。
    1977～1978年日本政府在官定利率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所以把M[,2]＋CD始终稳定在11％年增长率水平上的作法，体现了下述一些背景和意图：
    第一，七十年代日本资金循环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私人企业还处于资金过剩的地位，由于缺乏资金的已经不是企业而是政府公共部门，所以个人储蓄资金不是流向企业而是流向政府公共部门。
    七十年代日本企业提高了内部资金的比重，不仅力求缩小来自银行的贷款，而且按减量经营方针还积极向银行偿还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变动官定利率还不能完全控制资金市场，必须加强对M[,2]＋CD的控制才能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