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8世纪是西欧的社会转型时期。在此期间，西欧各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封建主义社会结构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过渡阶段。作为长期在西欧社会占据重要地位的统治集团，贵族阶层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西欧贵族在转型时期西欧历史上的作用及其自身的演变，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15-18世纪西欧贵族的研究日渐加强，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本文拟对1979-2001年国内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研究做一简要回顾和总结。不当之处，尚祈教正。
    一
    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对西欧贵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贵族的界定、结构、新贵族、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等几个方面。下面对学者们的观点做一简要概述。
    1、贵族的界定
    15-18世纪是西欧的社会转型期，西欧的社会结构逐渐由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向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演变。在这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决定社会集团划分的基本要素、确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准，也在发生着变化。对贵族而言，界定其身份与地位的标准已不同于中世纪的标准了。朱孝远认为，15世纪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严格意义上的旧贵族走向衰弱，新兴贵族崛起，原来确认贵族的等级标准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超越封号、血统、职业、财产世袭、声望和特权等标准，用权势、财富和地位来重新确认贵族（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参见朱孝远《中世纪欧洲贵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阎照祥认为，在确定贵族的标准中，出身和财产往往有着更重的分量（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沈汉认为，在这一过渡时期，在身份之外，经济观念和经济标准（即财产）已成为人们确定贵族的另一个标准（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张伟伟也认为，这一时期，依靠血缘、军功、恩宠等资格得到贵族爵位的传统开始遭到破坏，财产资格逐渐成为进入贵族阶层的一个新标准（注：张伟伟：《十七世纪英国农业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
    确认贵族的标准的变化，必然导致贵族结构的变迁，并进而决定了15-18世纪的西欧贵族已不同于中世纪的封建贵族，是一个新的社会集团。朱孝远认为，15世纪以后，贵族不再是一个具有严格等级规定性的集团，而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富人阶级的统称，更加具有阶层含义，可以称之为“权贵贵族”或贵族统治者（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沈汉认为，这一时期的欧洲贵族在性质上已经部分地发生了质变，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贵族等级，也未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是一个过渡型的社会集团。就英国而言，在17世纪革命以后，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到18世纪末，英国贵族不再构成一个法律规定或法律承认的等级，而成为尚拥有不多特权的地主阶级（注：沈汉：《论欧洲前工业化时期的过渡型社会集团》，《世界历史》1991年第5期；《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209-211页。）。阎照祥也持相同的看法，他通过对英国贵族的研究指出，贵族在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发展演变后，尽管表面上似乎如旧，但在实质上却大大有别于以往了（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132页。）。从阶级面貌和经济属性上看，他们逐渐成为带有封建主义残余的资产阶级大地产者（注：阎照祥：《“光荣革命”后英国贵族集团的若干特征》，《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8期。）。许平认为，早在大革命之前，法国贵族就已经开始发生质变，其封建本质渐次蜕变，资产阶级的特性潜移默化地体现出来（注：许平：《法国贵族与法国政治现代化》，《世界史研究年刊》1997年（总第3期）。）。
    2、贵族的结构
    15-18世纪西欧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迁，导致了贵族集团的结构变化。朱孝远认为，在这一时期，旧的等级贵族发生了严重分化，贵族集团已不再是铁板一块了，有的如德国的骑士已失去了原先的贵族地位和特权。这一时期的“权贵贵族”由来自农村的有贵族血统和封号的贵族、没有贵族头衔的乡绅地主及城市中的上层分子构成（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116-117页。）。沈汉认为，这一时期贵族结构的变化有两个表现，一是古老家族的减少，二是一批市民和资产阶级人士进入贵族阶层（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93-96、142-143页。）。阎照祥在对英国贵族进行分析后指出，这一时期的贵族结构变化表现为封建旧贵族的衰落和新贵族的崛起（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148-149、164页。）。张伟伟认为，就英国而言，这一时 期贵族构成的变化表现为，旧贵族的分化及富有的乡绅、富商、工场主和富裕农民加入 贵族阶层（注：张伟伟：《十七世纪英国农业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 》1987年第2期。）。王令愉对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作了分析，认为这一时期法国的贵族 结构由佩剑贵族、穿袍贵族和行政贵族组成，穿袍贵族和行政贵族主要是来自资产阶级 的受封贵族，而佩剑贵族则多是古老的世家贵族，世家贵族在数量上大大少于受封贵族 （注：王令愉：《大革命前夕法国社会的等级结构》，《法国研究》1988年第4期。）。 许平则把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贵族分为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 转型研究（19世纪-20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页。）。还有一些学 者认为，这一时期的贵族结构应分为大、中、小贵族。沈汉认为，在贵族内部，又可按 照身份、财产、权力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占贵族集团很小一部分的是大贵族，在他 们之下是数以千计的小贵族（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205-207页。）阎 照祥认为，在英国，拥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的是大贵族，而从男爵、骑士、从骑士和绅士 等乡绅是小贵族（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176-177页。）。朱孝远也认为，一 般而论，可以简单地把贵族分为大贵族和小贵族，大贵族是公爵、伯爵、侯爵，小贵族 主要指骑士（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100页。）。
    但是，也有学者对这一时期的贵族构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侯建新认为，英国的贵族仅限于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贵族，骑士、乡绅和绅士都不是贵族。骑士、乡绅和绅士与贵族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发展过程、历史作用和历史命运，二者不可同类而语；因骑士、乡绅地产小而称其为小贵族，因公爵以至男爵地产大而称其为大贵族，无论从史实上，还是从逻辑上都讲不通（注：侯建新：《英国的骑士、乡绅和绅士都不是贵族》，《历史教学》1998年第3期。）。张伟伟认为，把乡绅称为中小贵族不符合英国的实际情况，乡绅只是一个表明拥有中等财产的地主的普通概念，不是贵族（注：张伟伟：《十七世纪英国农业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李德志也认为，人为地把乡绅冠以中、小贵族的称号，硬纳入贵族的范畴，势必混淆英国贵族的内部差别，造成不必要的疏失，因为在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贵族中，已经存在大中小之分（注：李德志：《试论英国新贵族的构成、特点及历史作用》，《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
    除了社会经济以外，制约贵族结构变化的因素还有多种。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朱孝远认为，采邑制瓦解、领主附庸关系的衰败、领主向地主的转化、封建军队向雇佣军的转化，都导致贵族的严重分化（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54页。）。沈汉指出，贵族家族谱系出现的严重危机是造成一些贵族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贵族谱系的中断，主要是由于家族没有男性后代造成的，再就是有相当一批贵族采取独身方式。他认为，法律限制也影响到贵族结构的变化，如各国法律规定，因过于贫穷而无法履行其义务的贵族、从事被认为不高尚的经济活动的贵族、犯有重罪的贵族，都要被剥夺贵族头衔（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93-97页。）。王晋新认为，君王的封爵政策也极大地影响了贵族的结构。他指出，伊丽莎白时代英国贵族的总体规模未出现大的变动，甚至较亨利八世时有所缩减，显然是伊丽莎白女王严格审慎的封爵政策所致（注：王晋新：《试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封爵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相对慷慨、宽松的封爵政策，使英国贵族人数增长过快，大大破坏了贵族数量结构上的相对稳定（注：王晋新：《论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封爵政策及其后果--17世纪英国革命前的社会矛盾透析》，《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阎照祥认为，贵族敕封制度、爵位继承制度、贵族婚姻制度和婚育状况以及贵族制度的开放性，都是影响贵族结构的因素（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218-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