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贵族
    新贵族是这一时期英国贵族集团中一个新的组成部分，也是英国贵族结构变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学者们关注较多，分歧也较大。阎照祥认为，新贵族就是一些同封建贵族处于对立地位的资产阶级化贵族，它由若干阶层组成，其中一部分由中小贵族转化而来，一部分是用钱购得爵位进入贵族阶层的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同广义的资产阶级有着下属关系（注：阎照祥：《光荣革命中阶级妥协问题复议》，《史学月刊》1986年第1期。）。这种看法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注：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265页；孙义学主编：《世界中世纪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463页；马克垚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刘明翰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5页；尹元超主编：《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中古分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6、286页。）。李德志认为，所谓新贵族就是适应了时代变化的具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的贵族，把乡绅作为新贵族的主要成分不妥（注：李德志：《试论英国新贵族的构成、特点及历史作用》，《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张伟伟认为，新贵族即“新受封的贵族”，其中既有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者，也有沿用旧的土地经营方式者，那种认为新贵族主要是属于中小贵族阶层的乡绅或新贵族就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看法是不科学的，与史实不符（注：张伟伟：《十七世纪英国农业资产阶级的构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顾晓鸣认为，新贵族主要是进入贵族阵营中的非贵族人物（注：顾晓鸣：《略论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新贵族》，《复旦学报》1982年第1期。）。徐志超、顾复认为，新贵族是英国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有名称，指的是15-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它是针对封建贵族而言的，至17世纪英国革命后，随着封建贵族的消失，新贵族就被称为土地贵族（注：徐志超、顾复：《论英国的新贵族及其演变》，《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阎照祥则认为，土地贵族是一个包括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和旧封建贵族在内的总称，新贵族与土地贵族有下属关系，不能在二者之间划等号（注：阎照祥：《光荣革命中阶级妥协问题复议》，《史学月刊》1986年第1期。）。
    李德志还分析了英国新贵族的特点。认为它形成于红白玫瑰战争之后；在宗教信仰上多为国教教徒，既反对天主教，又反对清教；在政治上，不是作为国家的离心力量，而是作为政府的建设力量而存在；在经济上，不追求臣属的人数，而追逐金钱的数量，同商品货币经济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指出，新贵族在英国历史上的作用绝不止在反对英王查理一世的君主专制以及反对天主教的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它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表现是：用暴力加速了对农民的土地剥夺，用“血腥立法”迫使失去土地的无产者变成雇佣工人，用国家的超经济干预保证新兴资产阶级对雇工的剥削，积极支持、参加海外殖民贸易和海外掠夺活动（注：李德志：《试论英国新贵族的构成、特点及历史作用》，《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
    4、贵族的政治地位
    贵族在15-18世纪西欧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评价西欧贵族在这一时期衰落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学者们对15-18世纪西欧贵族的政治地位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在西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这一历史时期，贵族尤其是旧贵族在政治上处于衰败状态。许平认为，从表面上看，这时的法国贵族仍然大权在握，但实际上，贵族的政治权力已被架空；他们上不能依靠国王，号令外省，统治人民，下不能与人民联合，节制国王，因此，贵族的政治优势已是徒有虚名了（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第151页。）。王乃耀认为，16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旧贵族的政治权力逐渐削弱，他们在枢密院中不再占有重要权势，在议会中也不再占有立法优势（注：王乃耀：《论英国都铎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朱孝远也认为，从全欧洲来看，贵族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下降，贵族的绅士化就是其表现之一（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129页。）。另一派认为，在15-18世纪，贵族仍然占有政治优势，垄断着政治权力。沈汉认为，在欧洲，权力集团的社会构成从以土地贵族为主向以资产阶级为主的转变，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在此期间，地主阶级代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在英国，土地贵族控制国家权力的现象，一直持续到1832年议会改革以后。在法国和德国，极多的官职留给了贵族，而且他们还控制着议会（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235、241、92-93页。）。阎照祥、陈仲丹、王令愉、徐志超、顾复、徐浩等学者也持相同看法（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陈仲丹：《论十八世纪前期英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王令愉：《大革命前夕法国社会的等级结构》；徐志超、顾复：《论英国的新贵族及其历史演变》；徐浩：《地主与英国农村现代化的启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两派学者都分析了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关于贵族尤其是旧贵族政治地位衰败的原因，许平指出，法国贵族政治地位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三：（1）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的变化，必然导致政治体制的变迁和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2）法国贵族将自己和封建的政治经济秩序捆在一起，在政治上抗拒大革命，抵制政治现代化，因而被排除在现代政治体系之外；（3）日益强大的专制王权对贵族实行了打击和压制的政策，以消除对王权的威胁（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第172-173、151页。）。朱孝远认为，贵族权威丧失的原因是：落后的分封制和地方割据在新的形势下已完全过时了，贵族在经济上日益贫困，日渐强大的中央王权逐渐收回了贵族手中的行政、军事和司法权力。一句话，贵族的末日正是封建社会终结的一个写照（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129-133页。）。关于贵族政治权势延续的原因，沈汉认为，由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工业资本尚未对地产取得压倒性优势，在权力集团社会构成尚未完成从以土地贵族为主向以资产阶级为主的转变之前，地主阶级乃代替资产阶级执掌政权（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235页。）。阎照祥分析了英国贵族政治权势的延续，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光荣革命”的发动者代表的是土地贵族的利益；大地产者长期掌握国家政权，政治领域保留大量封建残余；带有封建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大地产制和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在有产者内部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上，资产阶级无力与地主阶级抗衡；贵族阶级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且实行颇为灵活的统治策略；贵族认可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律制度，且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求生图存（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200-208页。）。徐志超和顾复认为，土地贵族之所以长期控制英国政权，是由于他们：（1）占有巨大的地产，而地产一直是英国社会的基础；（2）接受了较好的文化教育，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并拥有大量人才，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3）控制着托利党和辉格党（注：徐志超、顾复：《论英国的新贵族及其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