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贵族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生活
    “一般说来，衡量一个阶级或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有两个尺度，一是掌握政治权力的大小，二是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寡。”（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第145页。）在15-18世纪的社会转型时期，西欧贵族的经济地位出现了波动。在如何评价这一时期贵族的经济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上，学者们提出了三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在这一时期，整个西欧贵族集团的经济地位呈下降趋势。朱孝远认为，欧洲贵族在这一时期经济上日趋没落，其表现是收入日益减少，开支日益增加，贵族的贫困化是必然趋势（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130-133页。）。沈汉认为，这一时期贵族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动荡和衰落，表现为实际收入骤减，负债累累，拥有的地产迅速减少（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97-98页。）。许平认为，从16、17世纪开始，法国贵族在经济上走向衰落（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第149页。）。侯建新也认为，从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贵族的经济实力不断下降，其表现是收入降低和庄园数减少（注：侯建新：《西欧富裕农民--乡绅阶级形成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兼与明清绅衿阶层比较》，《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二种看法是，这一时期西欧贵族经济地位的变化，表现为贵族集团内部的贫富分化。阎照祥认为，就英国贵族而言，其经济地位有两种变化，一是17世纪革命之前，旧贵族经济实力的下降，乡绅新贵族经济地位的上升；二是在革命后贵族集团的普遍富有（注：阎照祥：《“光荣革命”后英国贵族集团的若干特征》，《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8期。）。陈兆璋认为，这一时期英国贵族经济地位的变化表现为，旧贵族经济力量的没落和新贵族经济地位的上升（注：陈兆璋：《论中世纪英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王乃耀也认为，都铎时期英国旧贵族在经济上趋向衰落（注：王乃耀：《论英国都铎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三种看法认为，在这一时期，贵族的经济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一直居于社会前列。徐浩通过对英国贵族的研究指出，15-18世纪英国贵族在全国土地份额中所占的比例在稳步上升，由于其人数较少，这些土地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有数据表明，他们的收入在逐渐上升（注：徐浩：《地主与英国农村现代化的启动》，《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尽管学者们对贵族经济地位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对贵族经济地位下降原因的分析却基本一致。学者们普遍认为，导致西欧贵族经济地位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土地经营方式落后，“价格革命”引起货币贬值，生活上奢靡浪费、挥霍无度（注：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第130-131页；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149页；王乃耀：《论英国都铎王朝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51页；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15-18世纪是西欧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受经济发展和自身需要的推动，贵族的经济也呈现出多样性。学者们对此做了有益的探讨。沈汉指出，在这一时期，部分贵族不再依靠领主权剥削农民，转而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还有不少贵族投身于工商业和矿业经营，其中有些人的经营规模已相当可观；欧洲贵族还参与了金融业，创办银行；这些情况在英、法、德等国都可看到。由于经济活动的多样性，贵族的收入来源也呈多元化。沈汉以英国贵族为例说明了这一变化，这一时期英国贵族的主要收入是租地农场主交纳的租费及每年交纳的地租，从城市和矿业中获得的收入，逐渐成为其收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出任官职的薪金也是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他们已不再依赖封建税，庄园法庭的收入、代役租、公簿持有农的地租也只占其总收入中的极小部分（注：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第137、151-152、208-211页。）。阎照祥对这一时期英国的贵族大地产制及贵族与工业革命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以贵族为核心的大地产者主要采取资本主义方式，代表着英国农业发展方向，英国贵族还投身其它领域，特别是与地产密不可分的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作用，另外，在城市房地产业、银行金融业中也可以见到贵族的身影。他还对贵族大地产发展的原因和贵族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做了评析（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231-250页。）。许平则认为，虽然在17、18世纪，法国贵族经济也开始表现出多元化的兆头，如一小部分贵族开始改变土地经营方式，有的开始从事采矿、冶金、海外贸易等经济活动；但是，由于受到贵族观念和法律的限制，这样的贵族很少，而且他们参与这些经济活动的深度也无法与英国贵族相比（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第164-166页。）。王令愉认为，大革命前法国贵族的财产和收入由三部分组成：年金和赏金、地产收入、封建特权收入，到17世纪末，法国贵族也有限度地从事采矿业、冶金业、航运业以及对殖民地的开发贸易（注：王令愉：《大革命前夕法国社会的等级结构》，《法国研究》1988年第4期，第13-14页。）。
    5、贵族的教育和文化活动
    15-18世纪的西欧，在思想文化方面也经历了一系列变革，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对西欧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受此影响，西欧各国的文化教育有了较大变化。西欧贵族的教育和文化活动也明显有别于中世纪，他们抛弃了骑士教育和文化，转而接受新型教育和文化。国内学者对这一时期西欧贵族的教育和文化活动研究不多，主要有阎照祥对英国贵族教育和文化活动的研究和罗芃等人对法国贵族的“沙龙”文化的研究。
    阎照祥指出，这一时期英国的贵族教育有了较大变化，中世纪的贵族家庭教育和贵族子弟投靠贵族和宫廷接受骑士教育的做法已被抛弃了。贵族子弟受教育的历程基本上是：进公学，入剑桥、牛津，进行“大陆游学”。在公学及剑桥、牛津等名牌大学，贵族子弟接受的是精英教育和绅士教育，而大学里的法律、语言、历史逐渐成为培养通才和政治精英的专业。他认为，这一时期英国贵族教育的发展变化受到了多种因素的推动：人文主义者呼吁社会政治精英提高上层阶级文化素质，以备胜任公职；贵族当中的有识之士和显要人物也意识到了提高贵族文化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感；伊丽莎白女王和一批贵妇们高雅的文化素养，迫使那些不学无术的高官显贵完善自我，加强子女教育。他指出，贵族教育的发展变化，极大地提高了贵族的从政能力和文化素质，还有部分贵族由此进入学界士林，积极参与文化活动（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190-197、265-274页。）。
    罗芃等深入探讨了贵族“沙龙”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法国文化的重要影响。他们认为，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贵族沙龙成为贵族文化生活的一个中心，并对贵族的文化形态产生极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沙龙生活的特点有四：社交谈话是沙龙生活的主要内容；沙龙生活具有强烈的文化氛围；沙龙生活造就了一批风雅贵族；沙龙生活对社会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的形成具有指导作用，其表现是：陶冶了贵族的情操，训练了他们的审美能力，为人们的思想交流提供了最便利的场所。他们指出，沙龙文化对法国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孕育了一种以简洁、明晰、规整为特征的贵族语言，这种语言对法语的现代化和规范化有重大影响；这种语言模式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于是就有了具有浓厚贵族气息的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沙龙是除了法兰西学院的干预之外，17世纪乃至18世纪法国贵族对文化的一种最为直接的干预和指导手段。由此，他们得出结论，综观17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法国文化，可以清楚地看到贵族对文化的全面改造（注：罗芃、冯棠、孟华：《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4、89页。）。
    6、贵族的婚姻家庭生活
    贵族的婚姻家庭生活也是国内学者较少涉猎的一个方面。阎照祥对这一时期英国贵族的家庭和婚姻做了一些描述。他认为，决定贵族家庭体制的基本原则仍未改变，父权制、夫权制和长子继承制仍是决定家庭成员地位的三大要素。在婚姻问题上，财产、地位和传宗接代是重要的考虑，到16世纪晚期，宗教信仰也成为一个考虑因素。在这一时期，贵族的婚姻仍要受到父母和监护人的包办和君王、政客的干预，但到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父母的包办权有所减弱。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贵族婚姻还逐步越过等级界限，贵族内婚率有所下降。尤其自17世纪以来，贵族和富商的联姻数目有所增加（注：阎照祥：《英国贵族史》，第182-190、286-294页。）。许平也注意到这种地位与财产的结合在大革命前法国的表现（注：许平：《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第170页。）。